在谈到对这个那个的保护时，很多事情都会遭遇令人倍感无奈的尴尬。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但各类法律法规大多是建立在各自为政的基础上。

近期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去伪存真——书画作品版权保护研讨会高调提出将把书画打假纳入国家打击侵权盗版的专项行动之中，重点查办一批扰乱书画市场秩序的大案要案。这应该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但问题是，这只是一个部门的一厢情愿。著作权修法无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举措，但如何修?书画作品不同于文字类的文学作品，它不具有直接或直观上的真伪对比，也就是说它没有量化指标。在此，我仅举一个案例来说明书画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无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年10月12日审理苏x罗x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拍卖吴x中假画《池塘》案。尽管吴x中对涉案的作品进行了自证，并郑重地亲笔写上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鉴定结论，但翰海公司却在法庭答辩中坚称：让画家本人来鉴定其作品的真伪，存在很多弊端，也不符合司法规定。吴x中在本案中不能既充当证人，又充当鉴定人。如果吴x中是证人，他需要出庭作证;如果作为鉴定人，则吴x中需要有相应的鉴定资质。书画的鉴定，主观性很强，弹性很强，画家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最终该假画案并没有支持吴冠中先生维护自己著作权的自证，判决原告败诉。

再言之，即便是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书画鉴定家，面对法律诉讼，他们的观点也因是否具有司法效力而陷于无奈。除此之外，多年来书画市场的真伪鉴定风波所凸显出来的问题，也会使得书画著作权的保护成为一句空谈。在权势的淫威和利益的诱惑下，书画鉴定家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别样异常，学术良知和做人道德全都在淫威和利益面前成为俘虏。更可怕的是，很多书画家的学生和子女也介入其中，成了造假、拍假、贩假的帮凶。此外，媒体和一些出版社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造假、拍假、贩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无疑是诚信的危机，而这一诚信危机也是千余年来的顽疾所致。如果说书画是传统的艺术，那么书画造假也随之成为了一个传统的职业。抑或正因如此，我国政府制定的《拍卖法》也就讳莫如深起来，暧昧地以瑕疵一词诠释赝品一词。《拍卖法》最终成了拍卖机构不对赝品承担法律责任的尚方宝剑。

在我国，书画市场的正规主力军是拍卖机构，天价成交和天价赝品几乎都是拍卖机构运作的产物。因此，它具有导向意义。如此的正规主力军的战略和战术宗旨都是对赝品不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如何去维护书画家的著作权和版权?类似于北京琉璃厂、潘家园的古玩城，虽说赝品泛滥成灾，但比较数千家大大小小的拍卖机构而言，那只能算得上几只苍蝇。书画打假还是要从打老虎开始，这叫擒贼先擒王。要想行之有效地推进著作权的修法，一家职能部门的身体力行和洁身自好显然是不够的。《拍卖法》不修改，书画打假和书画家著作权维护的问题依旧是问题。

我在2006年就提出遏制艺拍市场赝品泛滥，组建拍监会势在必行的呼吁，并形成文字委托全国人大代表朱x燕女士提交全国人大。朱女士不愧为乐于和敢于代表人民说真话的合格代表——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她将《遏制艺拍市场赝品泛滥组建拍监会势在必行》的提案提交人大会议，得到与会者和数百家媒体的重视，《法制日报》两会特刊给予了重点报道。

我在文中着重提出，要想在书画拍卖中有效地遏制赝品泛滥，必须参照证券交易的相关法规，建立一个拍卖监督委员会，以期实现对拍卖程序进行有效监督，打击拍假行为。这一观点引起部分有识之士的共鸣。但事情过去七年了，我们呼吁修改《拍卖法》的呼声也仅仅是一个个呼声，并没有得到立法机构的重视。呼吁修改《拍卖法》如同呼吁官员公布财产一样，都是立法之痛、修法之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