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法院在判决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理。这一做法被通俗地理解是赔钱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高贵君表示，《意见》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此外，被告人积极赔偿的同时，必须认罪、悔罪。

赔钱减刑案件

赔钱减刑”虽然目前还没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是，对减少因犯罪而造成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从轻处罚也是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各种权利，切实稳定社会符合司法终极目标要求。司法实践中还客观存在着刑事被害人或家属得不到应有赔偿的现实。这些都是“赔钱减刑”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求。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赔钱减刑”。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减刑。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多是些发生在夫妻之间、工友之间的刑事案件。再说，法院在量刑时，首要考虑的是对受害人的现实补偿，而不是被告人的经济能力。从法理上讲，有钱人或穷人犯罪，在承担刑事责任上不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命的。

初衷是维护受害人利益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赔钱减刑”不仅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少杀慎杀”原则。从今年起，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对主动赔偿受害人损失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梁聪进一步解释说，以往的刑事审判不是特别注重对被害人的赔偿，被告对赔偿采取消极态度，处于弱势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因得不到补偿，往往陷入生活困境。法院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帮助受害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并化解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间的恩怨，只要罪行不特别严重，没有引起民愤，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就是值得提倡的。

“赔钱减刑”有前提但梁聪不止一次地提醒，不能简单孤立地来理解“赔钱减刑”，这必须符合至少三个条件。首先，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好，并主动对受害人做出经济赔偿；第二，法官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第三，要看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如果社会影响恶劣，比如此前的几起“灭门案”，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可能获得减刑。

梁聪否认了“有钱人犯罪可以因此获得减刑”的说法。他再次向记者强调，“赔钱减刑”的前提是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

赞成和提倡的是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司法政策下的“赔钱减刑”。这样的“赔钱减刑”运用得当可以抚慰被害人，符合“和谐司法”理念。但如果运用不当，则可能出现与初衷相反的结果，造成新的危害。所以我们既不能抹杀“赔钱减刑”的必要与合理，也不能否认由此出现“花钱买命”的可能，这都取决于具体案例和法官裁量。

明确“赔钱减刑”不等于“花钱买命”，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杀人偿命”的观念流行数千年后，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接受“杀人未必偿命”的法律理念本身是进步。不用朴素的单纯的报复心态来看待“赔钱减刑”，不把“赔钱减刑”等同于“花钱买命”，也是一种理性和文明。从构建和谐社会来看，这样的理性和文明对于尊重人权、尊重生命、尊重法制都是推动力量。

就东莞两级法院提倡的“赔钱减刑”做法，上海广懋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这种做法符合法律的功能和社会趋势，值得肯定。“罪犯用经济上的付出来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法律给予一定的宽容，这符合法律精神。受害人以财产补偿来弥补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心灵创伤，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振荡或矛盾。如果罪犯有悔罪表现，罪行也不足以处以极刑，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生命来警醒他人呢？”但对于那些严重的案件，比如连环杀人，用多少经济或物质的付出都不足以弥补，就不能“赔偿减刑”，因为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法律上也是这样的，一些民事类的案件，在现实中，可能非常的严重，但是被告人可能是一个富豪，如果赔偿原来的几倍的钱，那么很容易让原告接受，所以导致被告有被减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