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诽谤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主要是指的精神赔偿。但对于精神赔偿，全国没有确定的的标准与数额，主要由法官根据一定的原则、参考多种因素确定。

1.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程度是指侵害人进行侵权时的心理状态。一般可以分为故意和过失，在故意的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对于受害人造成的伤害一般要比过失情况下大得多。同时考虑到侵权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故意违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要比过失违法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要重。行为人在故意侵害他人权利的时候一般会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其主观的恶性较大，因此承担的责任要重一些。

2.侵害人的获利情况。精神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的一种精神抚慰以及精神损失的补偿，同时也是对侵害人的一种惩罚，只有这样才可以能够达法的预防犯罪的目的。试想如果一个人以杜撰名人的隐私出版而赚钱，那么必然会侵害受害人的名誉和隐私，对于这样的侵权行为如果仅仅是要求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而没有针对其所获得的巨大收入一情节判处巨额的赔偿，那么赔偿就失去了惩罚的意义，侵权方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必然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样的事情以取得暴利。

3.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精神损害赔偿既是对受害人的一种精神抚慰和心理上补偿也是对于侵权人的教育和惩罚，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找到二者的平衡点掌握一个度，才可以实现。对于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在发生这种行为是应该以较弱的处罚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对于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则应该处以较重的处罚。原因很简单，只有对于强势群体处以较重的处罚才可以真正达到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造成的后果是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样的后果并不是一定要造成受害人精神受损或者自杀才算，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的大小，同样的侵权行为对于不同的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一个名人的名誉权的侵犯要比对于普通人名誉权侵犯所造成不良影响范围上和程度上都要大很多。因此，对于此可以给予较重的惩罚，这样不仅尽可能的发挥其社会效用，同时可以要求人们以此为鉴，起到对于违法行为的预防作用。

5.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以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行为方式造成的后果一也不同。一般认为，在公共场合传播有损他人人格权的内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比在私下场合传播大得多。持续的殴打行为也要比言语上的侮辱伤害大得多。男保安对于女顾客的强行搜身行为造成的损害要比女性服务人员搜身造成的伤害程度深。

6.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不同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要比西部和中部地区发达，同时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比较明显。对于发达的地区只有赔偿较高的精神损失额才能达到精神损失赔偿的抚慰和补偿的功能。对于欠发达地区，根据其经济水平以及侵权人的责任能力的大小确定赔偿额，也是比较稳妥，最终寻找出一个平衡点。

一、家庭暴力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确定精神损害之赔偿的具体数额，首先应当考虑我国民法设立此一制度的目的。我国民法折纸这一制度，既具有与西方国家民法（或者侵权行为法）响应制度相同的目的和意义（即补偿性与惩罚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我国民法规定了对精神损害进行救济的其他民事责任凡是（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因此赔偿损害与否并不是用以宣示争讼双方胜败的必要的或者唯一的手段。考虑到这一点，极底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和极高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它既不能发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积极作用，又反映出司法过程中的某中不严肃性。

既然精神损害之赔偿的目的是为了补偿与惩罚，那么赔偿的数额就要与赔偿的目的要求相一致。过于底的赔偿数额既无法补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也难以惩戒家还人使其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后不再为侵权行为，更无法境界社会其他成员。但是赔偿毕竟不是中票，指望赔偿而发财是不现实的也是法律所不应该支持的。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物质条件，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当然也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游乐较大的提高，而且还在以较快的速度进一步发展。依次，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指定有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时，不仅要看到当前的情况而且还要看到可能的发展，从从台的角度考虑可行的方案。应当指出的是，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不应予以支持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跟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在多数情况下应被认为是过高的诉讼请求。

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原则上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正如财产损害的赔偿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无关一样，在精神损害的赔偿方面，赔偿数额与加害人的经济能力也没有关系。至于加害人在败诉后有无能力执行盘踞，那时另一个问题。再实践中，任何种类案件的判决，败诉的被告都可能无力执行。

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者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或者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着与我国的社会注意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一因素在有的案件中可以从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加以考虑。不同的对于自己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的重视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遭受同样侵害时，其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