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有关反腐败的新闻中，都有双规一词，大多数贪官的犯罪情节，都是通过双规被揭露的。有人形容，官员们不怕检察官，就怕双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反腐败利器是一种治乱用重典的非常之举，如何将其纳入到法治轨道，一直是执政党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双规的正式说法是两规两指，它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国内腐败现象呈易发、多发态势，而纪检监察机关可用的武器却相当有限，于是，双规应运而生。1990年底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994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这样，双规就成为法律和党内规章授权纪检和监察机关在查处违犯党纪、政纪案件时可以使用的一项组织措施。运用这一措施，纪检监察部门查破了一批大案要案，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

而双规的威慑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其超常规性。双规的调查不同于检察机关的询问和调查，更不同于法院的公开审理。比如在双规期间，被调查对象不得与外界联系，也不能聘请律师，不能查阅案卷。因此，他不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中哪些已被调查者了解，自己的哪些同伙已经已反戈一击。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被调查对象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人员就会利用这种优势，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设计，从中查找其弱点和破绽，予以突破。

双规制度的超常规性，也体现在期限方面。相关规章规定，案件调查的时限为三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仍不能查结的，可报经立案机关批准后延长调查时间。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双规的期限是由相关调查组和其主管机关自行掌握的，而没有硬性规定。也因此，双规成为党组织内部涉及党员人身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手段。

这些超常规性，是双规的特殊力量所在，但是，近年来，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双规的超常规性，与法治是有一定不协调之处的。比如，按照法治原则，除了司法机构之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得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要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必须履行相关程序。双规同样是限制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但其限制性权力却不是来自司法机关的授予。

为此，自诞生之时起，双规其实就在发生变化。1998年6月到2001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相继出台了四个规范性文件，对两规两指措施做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尤其是去年以来，中央纪委发布7号文件、中央办公厅发布28号文件，给双规制度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

第一，更严格地限定双规对象，必须是党员，且符合若干条件；第二，两规实施主体被限制在县处级及以上纪检机关，有报道称，自7号文件实施后，不少企、事业单位已禁用两规；第三，审批程序更为严格，纪检机关在实施两规前，县处级需经市局级向省部级备案，市局级需向省部级备案，省部级则需向中纪委备案；第四，对两规时限做出约束，即不得超过案件调查时限。如延期则面临更严格的审批程序。

可以说，执政党试图更为严格地限定双规制度的适用主体、对象的范围和程序，从而使之更好地与法治的基本原则相容。中央纪委有关人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当下在打击腐败分子的过程中，纪检机关将更加关注人权，规范两规措施，保障被查处人的权利。中央纪委法规室政策研究处处长蔡晓曾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慎用或不用两规措施。

作为一种有效的反腐工具，双规制度可能无法遽然全盘废止，但有关部门需要按照法治原则对其进行改进，使两规两指措施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同时，按照法治原则，双规的适用范围、对象也应越来越小，适用频率越来越低。在一个法治社会，腐败行为及官员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应由普通司法机关、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和惩处。这种程序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作为依据，当事人的权益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保障。而一个社会在惩罚犯罪活动时候是否同时尊重其权利，乃是其是否建立法治制度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