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关于滥用职权罪的损失，尤其是经济损失的认定，是解决以何时形成的损失为损失确定的最后时间，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务部门存在过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种主张认为，作为立案标准，重大经济损失是指在人民检察院立案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确实无法挽回的、由于犯罪嫌疑人行为所造成的那部分经济损失。

第二种主张认为，应当以立案侦查时行为造成的损失为损失确定的最后时间。

第三种主张认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挽回了损失的，就不能认为造成了实际损失，这就是说损失是否造成应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是否挽回了损失为标准，已经挽回的，就没有造成损失;反之，则造成了经济损失。

第四种主张认为，应当以法院受理案件时行为人确实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最后的实际损失。

第五种主张认为，—审宣判前行为人确实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最后的实际损失。

《立案标准》附则(四)明确指出，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立案时确已造成的经济损失。移送起诉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以及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不予减扣，但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情节考虑，采上述第二种主张。上述第—种主张以立案前所造成的损失作为最后的损失，其不妥之处在于立案前是—个模糊的、抽象的时间概念，如果以立案前的损失数额作为最终的损失数额，但当立案时损失数额又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以立案前的损失数额来认定损失显然会使损失的数额名不符实，即认定的损失数额低于实际的损失数额，这就必然会放纵犯罪。上述第三至第五种观点以在立案后判决前的不同阶段是否挽回了损失作为损失是否造成的标准，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挽回损失是以损失已经造成为前提的，没有损失就不存在挽回的问题，挽回了损失，只是损失发生后所采用的—种事后补救措施，不能因此而认定为没有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