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产权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反对财产权的人多了，强烈主张财产权的人也多了——只要我们讲人权、民主、自由等，学者们就不能回避这个话题。有人把产权视为“经济自由的源泉和民主宪政的基础”，把产权视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人；那些低声高呼“财产是摆脱纯粹主体性的人的存在”，而那些激昂的人则提出了“即使没有财产管理权，怎么可能有身体管理权”的永恒问题。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辨、形而上学的制度关怀、产权理论和制度资源足以让我们沉沦。我们还能做什么？归纳、演绎、深化和应用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工作，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在传统的法学话语中，财产权一般是指私有财产权，而公有财产权很少涉及。学者们认为，产权的根本功能是划分“你的财产”和“我的财产”。如果财产是公开的，就不存在产权问题。本文继承这一理论传统，用“产权”的概念，如果没有特别指出，是指私有产权，在研究产权的过程中，我们过去认为只有东方文化传统忽略了产权，而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强调产权。当然，一般来说，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重视产权的里程比东方文化传统要长，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结论。西方宪政的演进往往是由产权问题引发的，产权问题比东方国家更为遥远。然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却有忽视甚至反对产权的历史。更有趣的是，在过去，我们的思维定势在研究产权问题时遇到了挑战：不是所有的自然法学家都赞成产权，并不是所有的经验法学家都反对产权——自然法学家和经验法学家在产权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区别，我们发现，一些学者强调产权的积极作用，认为产权是正义的，我们称之为“产权道德论”；另一部分学者强调产权的消极作用，认为产权会带来不公正的结果。我们称之为“产权反道德”。当然，这种梳理必然会遭遇“不可理解”甚至“不科学”的批判——任何对古典思想家思想的分类研究，都可能是对思想家智慧的亵渎：分类研究是在阉割人格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对分类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分类理论的起源和概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产权的表述仍存在诸多误解，因此这种分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