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队暴力执法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如今，社会各界仍在积极寻找对策，但收效甚微。一方面，由于责任制不完善，一些执法责任人逃避责任，没有发挥有效的执法规范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立法和程序的缺失，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暴力执法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对暴力执法的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界定。只有理清这些问题，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监管。

行政公务员是行政权力的使者和法律的执行者，其行政行为应当严格依法进行。一旦触犯法律，其危害程度和性质都比对方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一是破坏正常的行政秩序和社会规范；二是损害政府公共形象；三是亵渎法律权威；四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将暴力执法界定为行政违法。如有学者认为，暴力执法首先体现在“执法对象的人格侵害、暴力侵害和财产侵害”，这是暴力执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暴力执法不仅体现在行政违法的形式上，而且从司法的角度界定为行政违法。原因有二：一是形式违法。在我国，行政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侵犯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不构成犯罪的有过错的行政行为。从形式上看，暴力执法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违法行为。其动机在于追求不正当的行政利益，违背了常人的常识和社会公认的公平原则。为了利益而使用暴力显然是不公平的。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说：“只有当双方平等时，才能说正义。强者为所欲为，弱者为所欲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行政权力过于强大时，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大多数弱势群体的权利难以实现。行政主体因其自身的地位和权威，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方面负有重大责任。

然而，一些学者将暴力执法定义为不当行政。比如，有学者认为，现实中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行政行为，“现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足是造成不合理行政行为的根本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暴力执法不是违法行为，而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方面，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根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在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作出的，只是因为具体行政执法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不当，需要检讨。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行为仍在法定范围内，审查不当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瑕疵；另一方面，行政公务员是自然人。他们的智力水平、个人品德、理解能力、专业知识、灵活性等都不一样，权力实施的后果也不一样。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行政公务员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和意识来引导行政行为的过程，通过自己自觉的管理行为来实现民意和国家意志。在这种人格因素的影响下，会产生多少副作用是不可预知的。

如果将暴力执法界定为行政违法，就会混淆行政违法主体的概念。行政违法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以及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从研究行政主体违法行政行为的角度来看，如果仅仅用行政违法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暴力执法，与法学中的行政违法理论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容易造成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混乱。如果将暴力执法定义为不当行政，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暴力执法的检讨。暴力执法的存在说明权力滥用的趋势令人担忧，因此有必要检讨暴力执法的合理性；另一个问题是不利于规范执法行为。不当的行政行为不会产生违法责任，多数情况下只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这样，就不能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也就无法真正意义上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结合行政违法性理论和不当行政理论，可以全面界定暴力执法的性质。我认为把它定义为非法行政比较合适。违法行政是“违反行政法，侵犯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但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政行为”。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行政违法主体概念混乱的问题，更是为了追究暴力执法的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违法责任的目的是对受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给予适当的救济，对不文明行政执法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恢复因行政执法中的不文明过错而损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责任追究明显不够完善。例如，有些法律、法规只对行政主体的责任作了规定，而缺乏行政公务员在执行职务时对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责任；或者对责任只作了抽象的、笼统的、笼统的规定，这些缺陷需要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加以解决，使违法行政责任追究的内容、形式和程序能够依法依规。对行政执法责任人的处罚，要把握追究责任人的标准。在确定责任追究方式上，除了目前的降级、行政记过、行政记过和批评外，还可以增加利益损失的道歉方式和承担部分损失的方式。对那些不能适应执法工作，甚至严重不负责任，法律水平和工作能力很差的执法人员，要认真及时清理，保持政府行政执法队伍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