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设定的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程序中的一种执法手段，其强制性较为有限，主要用于调查的起始阶段，目的是便于行政机关保全证据并确定是否立案调查，不具有可诉性。

行政强制措施是由《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由法律、法规设定的“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除“防止证据损毁”与先行登记保存近似外，其适用更为广泛。它是行政机关直接作用于当事人人身自由或财物上的强制力，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对物权的影响

先行登记保存是基于职权主义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一定限制，当事人在七日内予以配合、容忍，以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按照《行政处罚法》“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的规定，先行登记保存时作为证据的物品、材料等并未发生物权的转移，仅是对其处分权进行限制，即禁止“销毁”、“转移”。根据对文义的理解，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并不由行政机关保管，原则上应由当事人保管，当该证据被其他有关人员占有时由该占有人保管。也就是说，在七日期间内无论是由谁占有的该证据，都应当使该证据保持先行登记保存时的状态，不得使该证据发生占有的转移或灭失。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查封、扣押的当事人的财物，在查封、扣押期间临时的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是由行政机关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保管，因此占有发生了转移，查封、扣押的财物不可能再由当事人掌握或者保管。

与证据的关系

先行登记保存是法律为保障调查顺利进行而设置的一种调查手段，重在以“登记”的形式对证据进行“保存”，其适用对象是“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实践中主要针对物证、书证两类。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切有助于证明案件真实的材料都有可能成为案件证据，涉案物品可以成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所列的“物证”，因此涉案物品作为证据时也可以成为先行登记保存的对象。但是，将大量的涉案物品作为“物证”进行先行登记保存过于牵强，因为先行登记保存针对的是证据而不是财物。对于作为物证的物品可以采取如现场笔录、视听资料、登记造册并经当事人确认等多种方式进行固定。执法人员应当根据案情作出裁量，当涉案物品作为财物的价值大于作为证据的价值，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补强该证据时，就不能以“证据”的名义行查封、扣押之实，否则有滥用行政权力之嫌。

后处理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未进一步对“处理决定”的后处理情况进行明确，因此导致出不同的理解。有观点认为立案调查即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一旦作出此种决定后就万事大吉、符合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实际上，此种观点一方面是先入为主的认为行政机关只要履行了“作出处理决定”的形式就可以无限期限制当事人的物权，实则无视了“处理决定”应有的实质内容。二方面是断章取义地对法律条文进行取舍，丢掉了当事人可以对“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作出的解读。其实对行政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行政处罚法》只授予了行政机关7日的先行登记保存时间，超出该期限则无权限;对当事人而言，“法无禁止即允许”，法律规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对于当事人就是除开此期间，可以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另外，即使是对当事人财物或证据的控制，先行登记保存的强度明显是弱于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查封扣押仅有三十日期限，“举其重以明轻”，先行登记保存不可能超越查封扣押的强度和期限，更不可能无限期的控制当事人的财物直至“没收”。

对“处理决定”的理解，应从调查程序及涉案物品两方面入手。调查程序分为应当立案、不予立案两种，对物品的处理，可以参照《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七条“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的规定进行体系解释：对违法事实清楚，需要立案调查并且需要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继续掌控的，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依法将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转为查封或者扣押;对不需要立案调查，或者不需要继续控制该证据的，应当在七日期限内及时解除先行登记保存，超过期限的，应视为自行解除先行登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