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补贴申请政策

财政支农

农业补贴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如1979～1980年，财政用于农用塑料薄膜的补贴就达16亿多元，对当时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1980～1992年，政府主要采取放开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让农民在市场交换中受益，财政上的农业补贴相对较少。1992年以后，我国对粮、棉等农产品实行较大力度的价格和流通干预政策，目标是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问题消除后，粮食价格不断降低，已失去经济学意义上的保护含义，而棉花则于1999年完全放开了价格，更谈不上保护。入世前后，农业补贴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如今对农民采取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安徽等几个省试行。

农业补贴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资金投入偏重大江大河治理，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偏小，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软肋”。我国国内支持水平在数量、结构、对象和方式等方面，与许多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对农业给予支持保护是世界各国为提高农业国际相对竞争力的通行做法，特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为本国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如2002年5月，美国政府颁布了《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计划在此后10年内要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使用的12类“绿箱”措施中，我国只使用了6类，国内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总量不及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预算的1/5，国内支持总量(不含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等)仅占农业总产值的3.6%，远远低于世贸组织多数成员5%～20%的水平。而且，我国农业投资不稳，结构不尽合理。“一五”～“九五”期间，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达17%，最低仅为3.4%;农业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比重最高达18.8%，最低为5.8%。同时，农业投资的结构逐渐向水利和林业倾斜。当前，在中央财政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水利最多，林业和生态建设次之，农业在农、林、水三大行业中所占份额最小。“九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林、水的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水利为1049亿元，占63.77%;用于林业为180亿元，占10.94%;用于生态建设为260亿元，占15.81%;用于农业为86.5亿元，仅占5.26%。这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由此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难度不断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步履艰难，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前所未有的三大考验，即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考验、进口农产品冲击的考验和国际经济发展严峻形势的考验。农业发展机遇存在，但需要条件和时间，而冲击即将到来甚至已经凸现。

特点

重点不突出、手段不得力、效果不明显。农业补贴主要表现在：

(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多环节、多类别的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

(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

(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取“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助性质。

体制

(1)目前，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实行分块管理，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2)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实际用于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太高;(3)监督机制不健全，造成资金流失。

二、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指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WTO框架下的农业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