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具体指对犯罪各种内在、外在特征的高度、准确的概括，是对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简要的说明。犯罪构成就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它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具体标准。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对行为构成犯罪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要素的研究。

一、结果犯和行为犯的划分标准

如何正确界定行为犯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要确立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标准。从两大类观点看，前者可称为既遂标准说，后者为成立标准说。我们基本赞同既遂标准说，并阐明以下理由：

(1)以结果论责任是早期刑法一直延续下来的刑法观念，虽然我们并不赞成以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但许多犯罪的确是以结果的发生作为既遂的主要标志的。将这类犯罪归于结果犯之列，合乎传统思维观念。又由于既遂犯是犯罪的普遍存在形式，确立上述观念对研究和处罚既遂犯具有现实意义。

(2)虽然我国刑法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处罚原则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但我国刑法分则对法定刑的设置则是以处罚既遂犯为标本的。这就是说，立法者在给犯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考虑的是该罪既遂形态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做到罪刑相适应。于是，依既遂标准说研究结果犯和行为犯合乎法定刑的配置规律，有助于法定刑体系的协调一致。

(3)根据成立标准说，结果犯只限于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和少数直接故意犯罪，这势必导致有的犯罪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如依据刑法对杀人罪的规定本身来看，该罪只是行为犯。但就具体的杀人罪而言，直接故意杀人是行为犯，间接故意杀人是结果犯，于是该罪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4)就犯罪构成和犯罪既遂的关系而言，犯罪构成是基础，犯罪既遂是最充分实现了的犯罪构成。

表面上看，成立标准说强调犯罪构成的作用，实质上这是把犯罪构成过于简单化的表现。相反，既遂标准说是在运用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确定对既遂犯的处罚，是罪与刑的结合，其价值取向更加合理。

此外，那种以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来区分行为犯和结果犯的观点也是对立法技术的忽视，因为立法者在表述法律时必须强调语言运用的简洁明了，仅以法律条文对构成要件的表述判别行为犯或结果犯是过于表面化的表现。当然，如何准确地表述既遂标准说，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依笔者之见，对行为犯的定义可作这样的表述：行为犯就是指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无需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即可成立既遂的犯罪类型。这里的“特定的危害结果”既包括实际损害结果，也包括现实的危险结果。相反，那种不仅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还必须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才成立犯罪既遂的犯罪是结果犯。危险犯属于结果犯的一种，只不过它所要求的特定危害结果是危险结果(即实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二、犯罪事实如何确定？

犯罪事实是量刑的客观根据，没有犯罪事实就无法确定犯罪，量刑就失去了前提。犯罪事实有广义与陕义之分，这里讲的犯罪事实是广义的犯罪事实。广义的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与犯罪有关的各种事实情况的总和。它既包括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也包括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因此，作为量刑根据的犯罪事实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1、犯罪事实。它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各项基本事实情况。查清犯罪事实就是要查明何人在何种心态支配之下，针对何种对象实施了危害行为，并造成了何种危害结果，侵犯了何种合法权益。

2、犯罪的性质。它是指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即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经由法律规定并通过审判机关确认的犯罪属性，表现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应定什么罪名。

3、犯罪情节。刑法上的犯罪情节有两种：

一种是定罪情节，即影响犯罪性质的情节，它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素；另一种是量刑情节，是指犯罪构成基本事实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说明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各种事实情况。

4、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它是指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结果的程度。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是区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以及由此而定的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刑罚、如何适用刑罚的重要根据。

三、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既遂未遂如何进行

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与犯罪行为既遂未遂是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的。对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是没有明确规定的，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各国刑法均未再专门规定既遂犯的特殊处罚原则，而是按照刑法总则的一般量刑原则和刑法分则各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对其适用。我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也是这种主张。对行为符合犯罪既遂特征的既遂犯，我国刑法要求根据其所犯的罪，在考虑刑法总则一般量刑原则的指导和约束的基础上，直接按照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