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侮辱罪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现在，我们经常能从街头或网上看到不少”原配大战小三“的视屏，有的为了报复、解气直接将妇女的衣服扒下羞辱等等。其实，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2、侵犯通信自由罪

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侵犯通信自由包括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网络通信自由同属于通信秘密，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公开或利用于商业活动也属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因此，每一个公民的通信自由到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不允许任何人侵犯。

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势较为严峻。此类犯罪已经形成完整的利益链，从非法收集、提供窃取、交易、交换等各个环节，不法分子之间分工合作、利益共享，使犯罪进一步扩散蔓延。

4、虐待罪

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被虐待人而言，其自身的维权意识十分重要，当自己被虐待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在有关部门对施虐人的教育、批评、行政处分(罚)无效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自诉，在人民法院认为施虐人已触犯刑法，公安机关应立案侦察，人民检察院应提起公诉，依法对施虐人以刑事处罚。

5、遗弃罪

第二百六十一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遗弃罪经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往往是那些附有抚养、赡养以及扶养义务的人，拒不履行自己的相关义务，在情节严重下构成的犯罪。

一、结果犯和行为犯的划分标准

如何正确界定行为犯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要确立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标准。从两大类观点看，前者可称为既遂标准说，后者为成立标准说。我们基本赞同既遂标准说，并阐明以下理由：

(1

)以结果论责任是早期刑法一直延续下来的刑法观念，虽然我们并不赞成以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但许多犯罪的确是以结果的发生作为既遂的主要标志的。将这类犯罪归于结果犯之列，合乎传统思维观念。又由于既遂犯是犯罪的普遍存在形式，确立上述观念对研究和处罚既遂犯具有现实意义。

(2

)虽然我国刑法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处罚原则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但我国刑法分则对法定刑的设置则是以处罚既遂犯为标本的。这就是说，立法者在给犯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考虑的是该罪既遂形态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做到罪刑相适应。于是，依既遂标准说研究结果犯和行为犯合乎法定刑的配置规律，有助于法定刑体系的协调一致。

(3)根据成立标准说，结果犯只限于过失犯罪、

间接故意犯罪和少数直接故意犯罪，这势必导致有的犯罪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如依据刑法对杀人罪的规定本身来看，该罪只是行为犯。但就具体的杀人罪而言，直接故意杀人是行为犯，间接故意杀人是结果犯，于是该罪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4)就犯罪构成和犯罪既遂的关系而言，犯罪构成是基础，

犯罪既遂是最充分实现了的犯罪构成。表面上看，成立标准说强调犯罪构成的作用，实质上这是把犯罪构成过于简单化的表现。相反，既遂标准说是在运用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确定对既遂犯的处罚，是罪与刑的结合，其价值取向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