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没有质询权。质询权是指具有质问权者（如议员、人民代表）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提出质问和要求答复的权利。在我国，具体指人大代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有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本级监察委员会、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并要求必须予以答复的权利。

行政许可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其设定权的立法规定应从严限定。

在全国人大就行政许可法（草案）征求意见期间，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同志赞成赋予地方政府规章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其主要理由之一即认为这样规定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效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许可的设定与行政许可的实施两者的界限。行政部门日常管理中大量的工作是进行实施性的工作，正如前所述，地方政府行政规章不能设立诸如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行政部门在执法中实施这些行政处罚。同样，即使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行政许可，也不会影响其依法实施行政许可，更不会影响行政管理的效能。其二，行政许可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它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关于行政许可的立法，在调整行政法律关系的同时，也必然涉及对一些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即所谓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由于诸多复杂原因，目前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已呈泛化趋势，它所引发的主要问题之一即冲击了现代法治精神。公平原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的泛化，势必会影响这一原则的贯彻与实施。从部门法学上比较，在公平观念上，民法与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是存在差异的。民法要求的是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公平，而行政法更强调非平等、服从前提下的公正。

由于立法目的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往往在排斥一般民法规定的同时，也破除了民法主张的与现代法治原则要求相一致的公平。因此，行政效能必须是在公平的前提下讲求，否则，效能越高，背离公平越远。其三，漠视了对行政相对人民事权益的充分保护。如前所述，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实际上已将相当一部分民事行为排斥在民法保护之外，而由于行政立法的公平性及保护方法上的局限，那些本属民事行为的行为及潜在权益最终会因为失去民法保护而无法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具体到行政许可事项方面，那些具有民事制约性质并体现部门或行业利益特征的资质审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及垄断经营制度的泛滥及异化，直接对民法赋予民事主体的基本民事权利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