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不起诉后发现新证据再行起诉具有合理性，符合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被存疑不起诉人释放后，再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做法不符合释放的本质要求，也不符合不起诉的法律意义。

●应由检察机关来启动和主导对存疑不起诉案件新证据的搜集，但在存疑不起诉决定被撤销前不可擅自使用侦查手段。

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确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处分，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根据不起诉条件的不同，不起诉可分为三种情形：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称为绝对不起诉(或称法定不起诉);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不起诉，称为相对不起诉(或称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称为存疑不起诉(或称疑案不起诉)。这三种不起诉决定均有终止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但由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存疑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但对何时发现、如何发现新的证据未作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对此则根本只字未提。为此，笔者试对存疑不起诉后续问题的处理作一分析。

一、存疑不起诉后能否再提起公诉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作出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发现新证据后可提起公诉的规定，一方面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该法并未规定存疑不起诉后发现新证据可以再行起诉;另一方面，该规定对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这种不利表现为：对于存疑不诉的被不起诉人，社会上对其会有不清不白的评价，罪与非罪悬而未决，社会各方面的排斥和冷遇时时可遇，日常活动很难开展。同时，由于高检院对何时发现新证据可再行起诉未作限制性规定，对未发现新证据的人，其直到死还会有案件挂着。因此，一些学者建议取消存疑不诉后再可起诉的规定。

笔者认为，存疑不起诉后发现新证据再行起诉具有其合理性，符合法律精神，也符合司法实际需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刑法》第四条也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控诉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是公安、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公安、检察机关作为控诉犯罪的专门机关，理所当然有权力、也有责任在发现新证据，足以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公诉。

司法实践中，常有一些案件，由于关键证人短期内无法找到，共同犯罪案件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往往很难排除一些合理怀疑，而基于办案期限，为保障人权，只能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但这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客观上没有犯罪，一旦相关证人找到，或者共犯被抓获，案情就会显得清清楚楚，此时如能证实原先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不将其交付审判，实有悖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当然，作为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应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对存疑不起诉人的消极评价，为保障其权利，应加大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补查力度，尽量缩短查清案件的时间，早日给存疑不起诉人一个有罪无罪的明确结论。对此，有学者提出公诉时效的概念，即对存疑不起诉后再起诉权的行使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从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宣布之日起计算，在该期限内，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未能提起公诉的，不再保留公诉权。笔者认为该建议有其合理性，值得研究。

二、对被决定存疑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能否继续适用强制措施

笔者发现，实践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公安机关在检察机关对存疑不起诉人宣布决定并予以释放后，立即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目的是为了便于对案件的进一步侦查，便于控制当事人(被不起诉人)。笔者认为，这样做不妥。理由有三：

一是这样做没有法律法规乃至司法解释依据。作为执法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未规定的权力不得行使，而作为守法者，法无禁止即可为。

二是这样做不符合释放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不起诉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被释放意味着获得自由，而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均是对自由的限制。

三是这样做不符合不起诉的法律意义。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具有在起诉阶段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而所谓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逃跑、自杀、隐匿罪证、继续犯罪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依法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强制措施适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而不起诉决定的宣布，标志着刑事诉讼的终结，强制措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存疑不起诉人宣布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应解除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

三、对已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能否再用侦查权

要对存疑不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必须获得新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真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如何获得新证据?由谁负责去收集新证据呢?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均未作规定。有人提出应由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去收集，因为它们熟悉情况，容易发现和收集有关证据，并提出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将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卷宗材料退还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以强化侦查人员的责任感和证据意识。

笔者认为，将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卷宗退还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的做法并不妥当。首先，存疑不起诉的决定是建立在对卷宗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基础之上的，是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论，卷宗是支撑不起诉结论的基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了卷宗材料，不起诉决定就成了空穴来风，不仅不符合档案管理的要求，而且也不便于对作为复查重点的该类案件的复查。其次，将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卷宗退还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未必有利于新证据的收集。存疑不起诉案件都经过了一到两次的退查程序，用足了法定的侦查和审查起诉时限，可以说已尽足了努力，侦查人员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光盯着一两个疑难案件而不做其他工作，事实上存疑不起诉后获得新证据再起诉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笔者认为，应由检察机关来启动和主导对存疑不起诉案件新证据的收集。在具体操作上，可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定期与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沟通情况，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确定补查事宜。但在收集新证据的过程中，不可擅自使用侦查手段，因为如上所说，不起诉决定有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侦查程序也应终结，因此，在存疑不起诉决定被撤销前使用侦查手段是非法的。那么，如何来收集、固定所需要的新证据呢?笔者认为，对此可采用立案前的调查形式，先对有关新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确定其对存疑不起诉案件所需证据的补强力度。如果经分析能补强到足以起诉的程度，即可由检察机关撤销原来的存疑不起诉决定，以恢复刑事诉讼程序，再采用侦查措施去将调查到的材料转变为法定证据。如果经审查案件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视情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