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要看起诉第三者什么。如果是起诉第三者重婚罪或者破坏军婚罪的话，这是可以的。但如果是起诉第三者要求其赔偿或者追究其破坏一般婚姻家庭的责任，这些情况是不可以的。因第三者导致夫妻离婚，可以向过错方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如果第三者造成了当事人的实际损害，主张赔偿（包括精损害赔偿）从法理上是可以成立的。比如第三者的介入造成了当事人因此而自残、自伤、自杀等造成了精神上的实际损害且损害后果明显的，可以适用民法典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但没有明显的实际损害，仅以第三者介入侵犯了当事人的家庭幸福权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其主张难以得到支持。一是归责上难以确立责任主体，有时第三者并非主要过错人或责任人，难以明确是谁对谁的侵权；二是这涉及于人身权的专属性，难以定位权利人，是以第三者的相向方为权利人？还是以第三的相对方为权利人？还真不好确定。

虽然有不少家庭是因为第三者的出现，从而导致家庭分崩离析。但严格来说，在追究责任上面，却无法轻易追究第三者的法律责任。除非第三者介入家庭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婚罪或者破坏军婚罪。若仅仅是起诉要求第三者就离婚做出赔偿的话，这是不可以的。不过向过错方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若满足条件，则还是可以的。

一、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事由

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

二、“精神损害赔偿”能否成为我国附带民事诉讼的客体？

我认为，对于被害人来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必要的：

（一）可以更大程度上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拂平精神上的创伤。由于，刑事犯罪的情节较普通违法行为要严重的多，给被害人造成的阴影也大的多，就需要更多的保护。在民事范围内设置了‘精神损害赔偿’，在后果严重的多的刑事附带民事中当然也应该同样设立。我认为，这是一种“举轻以明重”的做法。

（二）可以有效的提高办案效率，制裁罪犯，保护受害人。即便可以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进行民事诉讼，也是费时费力，同时受害人要面临诉讼费的负担，往往在受到损失后无力提出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从而无法很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不能给罪犯以更大的制裁。对于一般的民事侵权人我们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难道对予罪犯反而不能提出了吗？如果这样，就和刑法的严肃性、严厉性不相符合了，难免给人以保护不力的感觉，不能很好的完成我国刑诉法“保护无辜”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