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说就是要注意正确理解“可以”在本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含义。本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这是一个典型的授权性规定，即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和公安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问题在于这项权利到底有多大。司法实践中的司法工作人员通常将这项权利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理由是在法律规定中“可以”本身就是一个或然性规定，当规定可以做某事的时候，这里就包含着可以做某事和可以不做某事两种权利，而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合法的。这种理解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当申请人以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为理由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时，司法工作人员在不能推翻申请人的理由的情况下，也能随意地拒绝申请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其依据同样是第51条，既然法律只是规定“可以取保候审”而不是“应当取保候审”，那么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决定适用取保候审还是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都不违反第51条的规定，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例如甲涉嫌收赃罪(《刑法》第312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立案侦查，侦查中甲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因未能提供侦查人员要求提供的向其销售赃物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被侦查人员认为其不配合侦查，存在通知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串供的可能性，遂以《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为依据，认为甲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批捕获准后，即对甲依法逮捕。

三周后同甲有联系的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已归案，甲的律师便以原来逮捕的理由已不存在、对甲适用取保候审已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为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员在不能推翻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理由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取保，并告知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符合第51条的情况下只是“可以”取保候审，办案人员有权根据办案需要选择同意取保候审或者不同意取保候审。而他选择了不同意取保候审，因为他认为继续羁押能够更方便其办案的需要。本案中办案人员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这种做法及其支持这种做法的相关认识是否真正反映了《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立法原意呢?对此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第51条的立法原意，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A”这一或然性表达式当然包含有“既可以A也可以非A”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在任何情况下“既可以A也可以非A”都是“可以A”所要反映的唯一内容。首先，从模态真值表我们可以看出，“可以A”与“可以非A”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决不同假，两者有时同真”，也即“可以A”和“可以非A”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的同真，而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或者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同真，因而，“可以A”同“既可以A也可以非A”之间并不具有唯一性。其次，从表达式的解释来看，对一个模态表达式的解释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可能存在四种解释方法即逻辑解释、动因解释、价值解释和命令解释，而且每一种都还需要参照某些逻辑之外的因素作相应的辅助说明(如：在逻辑解释中——涉及陈述的命题，因而涉及有关知识;在动因解释中——涉及作为有关事物原因的一系列现实因素;在价值解释中——涉及到某人的评价;在命令解释中——涉及特定部门要履行某事态有那些有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