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起诉时要证明案件为涉外案件。由于实行涉外案件集中管辖，当事人在提起涉外诉讼时就应当提交有关证据。原告是境外当事人的，应当提供自己的基本情况及主体存在的证明;被告是境外当事人的，人民法院应在受理原告起诉后依法送达。送达后，如果对被告的主体资格产生疑问，应当要求被告提供其主体存在、变化的证明。被告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应诉答辩或者送达不能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缺席审判。

2、在域外形成的证据要经过公证。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但如果其所在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该证据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但是对于用于国际流通的商业票据、我国驻外使领馆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材料，则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中，对于当事人提供的境外证据，即使已经履行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也应当在庭审中质证，以确定有关证据材料的证明力。

不过，在下列情况下，境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第一，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境外当事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代表人)身份证明;第二，外国自然人作为原告亲自到庭起诉而提交的个人身份证明;第三，境外当事人在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第四，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者外交途径取得的证据材料;第五，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取得的证据材料。

3、证据必须附中文译本。当事人为诉讼目的而提供的所有外文资料，均需要附中文译本。对于当事人未附中文译本的外文资料，人民法院可以不作为证据使用。

4、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适用法院地法。我国司法实践认为，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属于程序问题。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准据法，但举证责任及其后果均应当适用法院地法，而不应当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准据法。

5、外国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我国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外国法院做出的民商事判决，除有关判决已为人民法院承认或者当事人认可外，人民法院不能直接采用外国法院判决。

一、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证据的认定

关于刑事审判中新证据的界定，既要关注证据本身的特点，明确新证据究竟“新”在何处，又要关注新证据对审判程序的影响。有关刑事再审新证据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新证据”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形式要求，即证据的“崭新性”;二是证明要求，即证据的“显著性”。

1、“存在意义上的新证据”和“发现意义上的新证据”。从自然证据与诉讼证据的区分看，无论新证据是何时产生的，只有当其被发现从而进入诉讼程序，才能发挥其证明价值。因此，只有发现意义上的新证据才对审判有实际意义。同时，“存在意义上的新证据”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例如在再审程序中，是指判决生效前并不存在、判决生效后才存在的新证据。

2、“新发现的新证据”和“已收集但新出示的新证据”。从举证主体对新证据的知晓程度看，当事人既可能是在特定的诉讼阶段才新发现了新证据，进而向法庭提出发现新证据的主张，也可能是早已发现并收集了相关的证据，但直到特定的诉讼阶段才将之作为新证据提交给法庭。在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国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新证据将面临不同的处理。对于新发现的新证据，基于确保司法公正的考虑，通常允许向法庭提交。但对于已收集但在审判前未向对方开示的证据，则不得向法庭提交。我国刑事诉讼法未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故上述两类新证据都可以向法庭提交。《解释》第376条也规定，原裁判生效前已收集，但未经质证的证据，属于再审中的新证据。

3、关于“新出现的新证据”和“改变原证据的新证据”。从证据形式上看，有的证据属于新出现的证据，例如新发现一名证人，进而由该证人提供证言，这当然属于新证据。有的证据并非新出现的证据，例如对于原有鉴定事项作出的新的鉴定意见，足以动摇原有鉴定意见，一般认为，此类证据也具有崭新性，应属于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