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公房内居住的未成年人实际承担监护义务的人，可以就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适当多分。

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许他人未成年子女在自己承租的公房内居住的，一般可认定为属于帮助性质，并不当然等于同意该未成年人取得房屋的权利份额。

当事人对该未成年人入住的相关问题另有约定的，依约定处理。

关于未成年人是否能构成特殊累犯

从法律体例上看，《刑法》第65条、第66条都归属在总则中累犯规定之内。前者是一般规定，是对“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加以规定，而后者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规定，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以累犯论处”，是特殊情形下的累犯，两者是递进关系。前者的“但书”是把未成年人罪犯排除在累犯之外，而后者则是为前者补充了其他形式的累犯，是包含在前者规定的累犯之内的，包括在“但书”之内。

从立法上看，通过修改第65条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之外，是《刑法修正案（八）》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亮点之一，但《刑法修正案（八）》同时修改了第66条，增加了两个特殊累犯的罪名。如果认为特殊累犯包括未成年人犯罪的话，那么立法时在把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累犯之外的同时又把未成年人犯罪纳入特殊累犯之中，岂不是自相矛盾，有违了立法意图。故未成年人不能构成特殊累犯。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