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废金融债务总是和企业的不规范改制联系在一起的。当前，企业逃废金融债务的方式主要有七种：

一是“假破产，真逃债”。

破产是企业逃废债的主要形式。就像单位分房时，会盛行“假离婚”一样，“假破产”给企业带来的是抹去沉重债务的巨大收益。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去年在济南开始与工商银行办理债权转让协议后，平均每两天就收到法院的一份破产通知书。有的企业在破产前进行资产转移，让破产企业成为空壳;有的在破产前变更企业性质，把国有企业变成集体企业，逃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央行6月公布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平谷县“把破产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条主要出路”。这个县在四大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148户，涉及银行贷款本息3亿多元，其中有逃废债行为的131户，逃废金额近2.5亿元，也就是说几乎80%的金融债务都逃废了。

利用“假破产”进行逃债，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猴王集团破产案了。2000年8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自工商银行收购猴王集团的债权以来，猴王集团立即采取“剥离重组、分块搞活、分兵突围”的大规模资产分离活动，一年之内集团资产大幅度缩水，尤其是去年12月的短短一个月间，资产锐减了20个亿，负债反而增加。如果按目前宣布破产的资产进行清偿，债权人损失惨重，债权回收率可能不会超过10%.

再比如重庆针织总厂破产案。重针拖欠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设备的租金1.95亿日元，一、二审法院均判决重针支付租金和利息。但是，二审判决作出后，重针即向重庆市中级法院申请破产，重针被宣告破产后东方公司共损失2.75亿日元。巧合的是，就在重针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的6天前，重庆市出现一家“重庆海外实业开发总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687万元，却出资4000万元购买重针。清算组未经债权人会议授权或同意，就与该公司签订了破产财产买卖协议书，原重针改换门庭继续开工，债务却全部逃废。

世界银行在今年3月完成的一份对中国破产问题的报告中称，中国目前每年有近万起企业破产案，破产已经成为逃债的代名词。世界银行指出，中国国企的破产过程对债权人保护不够，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一般只能收回3—10%的债权。据国家经贸委1997年完成的对东北80家破产企业的调查，平均债务清偿率仅为0.41%.

二是“改头换面”。

一些企业以改造和重组的方式变更企业名称，割断债权债务关系，不经债权人同意，擅自改变债务承担主体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如中国和平深圳公司在股份制规范化改造过程中，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改制为深圳市恒保股份有限公司，故意隐瞒了建行的6亿元贷款，拒不承认债务。

三是“金蝉脱壳”。

用企业分离的方式，将企业的优质资产分走，另设新公司，集中原公司的有效资产和业务骨干人员，无偿占用原公司的资金、品牌和销售渠道，将劣质资产留在债务企业中，使原公司变成空壳，“母体”裂变，“悬空”债务，“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在这种情况下，老公司实际上已经没有有效资产，也没有任何业务，当然也就无法偿还债务。比如猴王集团在宣告破产前，湖北宜昌市政府先后从猴王集团“剥离”出11家企业共计5.24亿元资产。再如吉林省吉林市管道煤气总公司将其价值1.25亿元的资产与香港捷美公司和中国新兴石油公司组建新吉美公司，同时，将所属的安装公司、设计院、经贸公司等重新经工商注册登记，带走有效资产4098万元，工商银行的7099万元贷款本息被悬空。

四是“借优化配置之名，行逃避债务之实”。

由于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很不完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这就不可避免地为某些企业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留下了空间。如有些企业在转让产权时，只转让权利，不转让义务，债务由空壳公司承受，或者企业被兼并时不进行债务清算，使债权人讨债无门。

五是“以次充好”。

将企业一些“垃圾”资产如破旧的厂房、淘汰的机器设备等抵偿给债权人。

六是“先股后租”。

即由该企业内部职工出资组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再对该企业实行整体租赁经营。比如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水泥厂由现任厂长与该厂20多名职工共同出资组建了一家注册资本仅为80万元的“枣庄市台庄水泥有限公司”，再由该公司与台儿庄区水泥厂签订一份《租赁经营合同》，由该公司租赁该厂的全部资产，总价值3.3亿元，全员接收该厂职工，同时不承担该厂的一切债权债务和由此引起的任何连带责任。改制后的台儿庄区水泥厂每年只能收取120万元的租金，众多债权人的2亿多元债权被悬空。

七是“利用政府干预，拖垮债权人”。

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银行是国家的，企业是自己的，与其拼了血本还债，还不如让肉烂在锅里，而借改制之机逃废债务对企业对地方政府则是双赢之举。

现实情况表明，几乎所有的违规破产、违法操作都与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关。有些地方政府在对企业实施破产时，把安置职工、确保稳定作为惟一目标，债权人的权利得到保护与否不是份内之事;某些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甚至亲自“披挂上阵”帮助企业以破产的形式逃废债务。其表现形式为：由地方政府确定破产企业的收购价格、收购单位、债权人受偿比例，尔后由企业向法院申请破产，法院依照政府确定的破产方案，履行法律手续;有的地方政府先组织侵犯债权人利益的企业分立、重组，将有效资产从债务企业分离，再让最后的“烂壳”破产。猴王集团破产案中，湖北宜昌市政府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宣告猴王集团破产前，宜昌市有关部门就将猴王集团的11家资产较好的企业“下放”给了宜昌市所辖的区县，同时将猴王集团所持的3家企业的股权划转给了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公司，有的企业在“下放”时，甚至出现了资产下放、银行负债留给猴王集团的怪事。中国人民银行6月公布的报告中，就指责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公开或私下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纵容企业逃废债务，甚至有组织地推动企业实施违规违法破产逃废债务。

还有少数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金融机构的行动加以限制。河南一个地区政府专门制定了以下政策：凡是债权人要起诉债务人的，必须得到政法委的红头文件批准，否则不得起诉。这种做法实际上剥夺了金融机构的诉权，为金融机构的债务追偿制造了障碍。还有的地方由政府领导出面召开债权人会议，商讨解决债务的办法，但商讨的结果往往只是抵偿金融机构的一小部分债权，其余部分则要求金融机构予以减免。

除上述企业改制中的逃债情形以外，还有诸如将债务全部由政府承担，在改制中低估资产、评估中遗漏债务，对潜在的债务不予关注，对拍卖、出售资产所得收入不按法定程序偿还银行债务等逃债现象。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遗留了不少矛盾和纠纷，影响了企业改制工作的健康发展。

企业逃废债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其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的蔓延危害无穷。1998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分别占GDP和全部财政税收的21%和200%，上述比例已大大超过国际银行业的警戒线。大量逾期不能偿还的企业债务使银行信誉等级下降，而银行信贷资金大量沉淀于企业，又使银行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业化经营。这是中国金融风险一个潜在的重要隐患。这一问题若不切实解决，不仅使国有企业陷入低效或无法运转，导致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持续扩大，直接危及国家银行的信用基础;同时，还会妨碍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顺利进行，并进一步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