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就提出起诉的主体不同而言分为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在我国，公诉案件的起诉主体只能是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提起公诉。自诉案件中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纯自诉、绝对自诉，完全排斥公诉。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亲告才处理。刑法第98条规定，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告诉的诉讼性质如何?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公诉机关，其提起的诉讼只能是公诉，因被害人无法告诉而由人民检察院告诉的，其诉讼性质已由自诉转变为公诉。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告诉才处理犯罪中的被害人的告诉权是一种对世权，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越权行使这一权利，司法机关也不能自行决定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是否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完全由被害人自行决定。只有在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才取得告诉权。

这时人民检察院是代表被害人的意志和利益提出告诉，其诉讼地位相当于被害人的代理人，只是这种代理是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代理，其诉讼性质仍属自诉的范围，诉讼程序应依照法律对自诉案件的规定进行。之所以如此，具体理由还有：

第一，法律只规定了在特定的条件下公诉案件可以转变为自诉案件，而没有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可以转变为公诉案件，那种认为人民检察院告诉的诉讼性质已从自诉转变为公诉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

第二，从刑法第98条将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并列规定为可以代为告诉的主体的规定看，说明两者的诉讼地位相同，近亲属告诉的属自诉案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与近亲属诉讼地位相同的人民检察院的告诉，诉讼性质却由自诉变成了公诉，这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如果这两种不同主体的告诉确属不同的诉讼程序，那么法律完全可以规定为“如果被害人……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公诉”，但法律没有这样规定。诚然，第98条所在之法是实体法不是程序法，但程序法也没有人民检察院可以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提起公诉的规定。

第三，公诉是一种公权力，它虽然也代表了提起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但更多的是站在维护社会公共法益角度提请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这纯粹是一种职权行为，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被害人也不能阻止公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告诉是一种私权利，是公民维护个人权利的一种诉权，其权利行使与否完全由被害人自行决定，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同时不得违背被害人已经明示或者可以推断出的意思表示。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告诉直接维护的主要是被害人本人私权益，权益属性也应当认为属于自诉范围。

第四，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作为公诉案件提起诉讼，必将剥夺被害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可以对一审判决的刑事和民事部分均可以提出上诉等法定权利，是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严重侵犯。

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是否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处理存在认识上的不一和作法上的差别，有的认为只要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追究，即使被害人不告诉，司法机关也可以作为公诉案件起诉、审判。实践中确有这样的案例。有论者对这种认识和作法提出了批评，指出这种情形违背了“有法必依”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剥夺了自诉人的诉讼权利，这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观念的表现。但该论者没有就这种情形的程序处置提出意见。笔者就告诉才处理案件非正常程序的处置提出自己的如下拙见。

(一)侦查、审查起诉环节的处置

1、被害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向公安机关报案和求助，公安机关积极受理，进行必要的侦查，帮助被害人减轻和挽回损失是应当的，也是职责所在。经查明行为人所犯之罪不属于公诉罪而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时候，公安机关应当即行停止刑事追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依照法律有关管辖的规定，告知被害人有权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自侦案件遇到同类情况也应当按照这一原则处理。

2、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是直接以告诉罪移送起诉的，或者移送起诉是公诉罪，但经审查认为是告诉罪的，应当以管辖错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之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这种情况人民检察院是在审查批准逮捕中遇到，则应以同样的理由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