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拆迁工作，必然导致拆迁方与被拆迁户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被拆迁人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地位：

1、信息上不对称，对方几乎可以随时入户评估约见谈话，而企业主对拆迁方的工作往往雾里看花;

2、权限上无法对抗，行政权力下，企业主的民事权利无法提并论;

3、人力物力上“敌众我寡”，拆迁方想耗时或是想强制执行，都不缺时间与经历。

一、关于个体厂房拆迁，具体补偿方法：

在法律实践中，企业拆迁补偿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拆迁资产补偿，包括无法搬迁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和地上附着物，以及确因搬迁而发生损失的机器设备而生的补偿；二是拆迁费用补偿，包括搬迁前期费用和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停工费用、机器设备调试修复费用以及物资的拆卸、包装和运输、解聘员工补偿费等费用；三是基于拆迁政策发生的奖励费用，包括速迁费、拆迁奖励费等。

(一)拆迁资产补偿

1、土地补偿

作为承租人的企业，其经营场地一般是通过租赁得来。租赁的土地分为租赁国有土地和租赁集体土地两种。企业拆迁必然会导致这种租赁关系的终止，那么企业在租赁合同中的期待利益如何保障？根据拆迁法规，拆迁补偿对象是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物，对空地或净地的补偿，拆迁法规并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

其他地方的拆迁土地补偿，往往与房屋、建筑物补偿计算在一起，不明晰、不透明的情况大量存在，使得权利人的权益无法获得相应的合理补偿。同时，这也是我们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制订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时候，应当加以保护的地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

2、房屋、建筑物补偿

对于房屋、建筑物的补偿，应当以关房产证明登记的建筑面积为计算标准。因为历史原因无法办理房产证明和土地证明的，可经实际丈量确定。房屋、建筑物的价值一般应由拆迁人、被拆迁人共同委托评估公司，评估公司根据相关评估技术标准，确定房屋、建筑物的实际价值。低于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最低补偿单价标准的，以最低补偿单价标准计算。并依照上海市有关补偿口径，计算房屋、建筑物实际应得的补偿费用。

3、设备重置成新价

设备搬迁安装费用应当按国家和当地规定的货物运输价格、设备安装价格计算。机器设备分为两类：一类是可搬迁设备；二是不可搬迁设备；可搬迁设备因拆迁而引起的损失又可分为实物损失费和功能损失费。实物损失费包括拆卸费用、运输费用、安装费用、调试费用等。功能损失费用包括搬迁引起的机器精度下降、不合格产品的增多。对于不可搬迁设备，拆迁会导致该设备的废弃，故应结合其成新和重置价，计算设备重置成新价，对所有人进行补偿。

在拆迁的实际操作中，拆迁非住宅房屋，其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按照被拆迁正式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5元计算；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照设备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

(二)拆迁费用补偿

1、停产停业损失

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对于“适当”的标准，何为“适当”、其计算依据、计算方法，何种情况下是“可以”补偿，何种情况下是“不可以”补偿，该条例并没有统一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进行规定。在法律实践中，补偿的标准、依据常常由市一级地方政府以政策性文件规定，各地补偿标准不同，计算方法也不同，这在立法上未免是一个遗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能够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更为明晰、清楚的规定，以促动拆迁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2、设备搬迁安装费

对于可搬迁的设备，应当本着继续利用的原则，进行异地搬迁安装，继承投入使用。据此产生的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是拆迁引起的必然损失，拆迁人应当予以补偿。

3、解聘员工的安置补偿费用。

因拆迁而解聘员工的安置补偿费用，在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中并没有详细性规定，属于拆迁当事人相互协商争取的项目。拆迁如果导致员工解聘，那么，应当根据具体跟员工的劳动合同，结果劳动法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三)基于拆迁政策发生的奖励费用

在拆迁的过程中，拆迁人为了加快拆迁进度，拆迁人往往会采取速迁奖励的办法鼓励被拆迁人、承租人尽早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搬出拆迁范围。奖励费用金额的大小，由拆迁人根据拆迁实际确定，也可由拆迁人、被拆迁人、实际承租人之间协商确定。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被拆迁厂房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发生分离时，奖励费用应当支付给实际使用被拆迁厂房的承租人，这已经由政策性文件进行规定，也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二、拆迁纠纷具有哪些特点？

1．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同一拆迁行为可能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

2．房屋拆迁工作政策性强。从法理角度分析，房屋拆迁涉及公民财产保护和公共福利改进的关系，涉及国家公共政策和私权保护冲突的价值选择，是一个包容了国家政策、应用法学、理论法学、社会学等各门类学科在内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就目前而言，解决此类问题，各地政府自拟的政策性文件起了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政府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令式治理方式是拆迁矛盾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方面。

3．拆迁行为主体往往游移不定。在现行的制度下，拆迁主管部门颁发拆迁许可证后，拆迁补偿需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才能达成。但由于双方意愿差异，往往协商难度大，拆迁人又借拆迁裁决渠道，申请拆迁主管部门裁决，并依该裁决强制执行，以实现其最终目的。上述过程中行为主体不断变更，程序交叉往复，容易出现政府与拆迁人为一方、被拆迁人为一方的对峙局面。

4．原告为共同诉讼的案件居多，集团诉讼有上升趋势。由于大范围的城市拆迁工作，导致被拆迁的人数众多，加之被拆迁人认为联合共同诉讼可以给法院施加压力，增加胜诉几率。故居住同一拆迁地的被拆迁人相互联合到法院诉讼。

5．案件审判难度大，法官承受的压力大。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一部分原告为共同诉讼及集团诉讼，处理不好，容易激化矛盾，引起当事人上访、闹事等暴力事件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另由于建设规划、价格评估体系的不完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的不统一，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审判的难度。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拆迁案件时，既要做到依法保护房屋被拆迁人及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又要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维护社会稳定，人民法院所裁判的案件力争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