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图盗窃被发现算犯罪吗

如果行为人在实施盗窃之前，他的意图盗窃被发现构成盗窃罪未遂。盗窃未遂是犯罪未遂的一种。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对犯罪未遂的定义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是对犯罪未遂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总的原则性界定。这一原则性界定也同样适用于盗窃未遂，即盗窃者实施盗窃时在客观上"已经着手"，但又"未得逞"，是盗窃未遂。盗窃未遂在客观方面"未得逞"的表现毕竟有其特殊性，围绕盗窃未遂的界定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

要正确界定盗窃未遂，首先应正确把握"控制"的含义以及控制与失控之间的时空关系。所谓控制，是指对财物的直接把握或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对财物的制约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例如，将财物放在身上且仅凭自己的意愿便能处分财物，就是"直接把握";虽然财物不放在身上，但将财物放在自己的房间内或公共场所某处自己能够辨认并取回的地方，就是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对财物的制约。关于控制与失控之间的时空关系，物主与盗窃者之间对财物的控制权是互相排斥的，不可能同时控制同一财物。如果物主控制着财物，盗窃者就不可能同时也控制着该财物;反之亦然。然而，物主失去了对其财物的控制，该财物却并不一定为盗窃者所控制，这是因为，前者的"失控"既可能是被盗，也可能是"遗失"，只有前者对财物的"失控"是由于后者所为，该财物才必定为后者所控制。并且这种控制并无时间长短的要求。一旦物主失去对财物控制的一瞬，该财物在时空上就为盗窃者所控制。至于该财物又被第三者拾走或非法占有，并不能否定盗窃者前面行为的性质，哪怕盗窃者控制所窃财物在时间上只是极短的一瞬间，否则就无法解释第三者的占有行为与物主的财物被盗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没有盗窃者的行为，第三者也就不可能占有该财物。从控制的含义以及"控制"与"失控"的因果关系和在时空上的连续性分析可看出，"失控说"、"控制说"以及"失控+控制说"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盗窃未遂的标志，从理论上讲并无本质区别。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出发，"失控说"与"失控+控制说"在分析具体盗窃实例时，更能准确判断盗窃既未遂的客观实际情况。这是因为，实际中盗窃者是否控制物主的财物并不以盗窃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有物主在主客观上失去了对其财物的制约，才能认定盗窃者控制了物主的财物;因而，不能片面地认为，只要单方面分析盗窃者"控制"了物主的财物，物主就必定失去对其财物的控制。

二、盗窃未遂罪的定罪依据

关于未实行终了的盗窃未遂定罪依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1984年《解答》)中规定:"对于潜入银行金库、博物馆等处作案，以盗窃巨额现款、金银或珍宝、文物为目标，即使未遂，也应定罪并适当处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公布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解释》)，1998年《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应当定罪处罚。"这一规定为审判工作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依据。

盗窃罪是比较常见的侵犯财产型犯罪，由于其犯罪本身不侵害人身安全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未遂是犯罪的未完成状态，相对于犯罪既遂本身的危害是较低的，所以对于盗窃罪的犯罪未遂案件，只有在特殊情况才给予刑事处罚，即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其他情况是不予刑事处罚的。

三、盗窃未遂罪与与既遂区别

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到底是社会危害性的区别。就盗窃罪而言，其危害程度的大小不在于行为人是否控制了财物，而在于被害人是否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因此，即使行为人没有控制财物，但只要被害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的，也成立盗窃既遂，没有理由以未遂论处。

例如，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从火车上将他人财物扔到偏僻的轨道旁，打算下车后再捡回该财物。又如，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放在浴室内的金戒指藏在隐蔽处，打算日后取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控制该财物，但因为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也应认定为盗窃既遂，而不能认定为未遂。所应注意的是，在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时，必须根据财物的性质、形态、体积大小、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的窃取状态等进行判断。如在商店行窃，就体积很小的财物而言，行为人将该财物夹在腋下、放入口袋、藏入怀中时就是既遂;但就体积很大的财物而言，只有将该财物搬出商店才能认定为既遂。

再如盗窃工厂内的财物，如果工厂是任何人可以出入的，则将财物搬出原来的仓库、车间时就是既遂;如果工厂的出入相当严格，出大门必须经过检查，则只有将财物搬出大门外才是既遂。又如间接正犯的盗窃，如果被利用者控制了财物，即使利用者还没有控制财物，也应认定为既遂。在我们看来，一概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为既遂标准的观点，过于重视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轻视了对合法权益的保护，过于强调了盗窃行为的形式，但轻视了盗窃行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