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有犯罪事实存在，二是这种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一样，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首先要有犯罪事实，就是存在体现该单位意志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刑事案件的基础。如果没有犯罪事实存在，便无刑事责任可言。

认定单位犯罪必须严格遵循的条件

（1）以单位名义，出于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之趋动。单位组织成员或一般自然人盗用、假借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对于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违法所得全部归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私人所有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2）由单位意志决定的，这是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对这一点，在许多学者的观点中都作了肯定，但对此，通常的理解为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将这种理解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并未概括出单位犯罪类型的全部情况，其弊端是：首先，难以划清单位自身与单位代表或单位成员的犯罪界限。因为按这种观点，所谓单位犯罪和单位代表或单位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加以利用而实施个人犯罪就没有区别。按此观点，单位代表或单位成员的意志直接转嫁给单位自身，成为单位的犯罪意志。那么，单位犯罪的范围是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只要单位领导人为单位利益经过决策程序所出的决定都应看作是单位自身的决定和行为，而且，作为预防单位犯罪的最佳对策，应当是处罚单位代表或成员。因为，只要让他们不产生犯罪念头就够了，而没有必要特地处罚单位。这些推论显然与我国刑法规定相悖。其次，上述理解有扩大或缩小单位犯罪范围之虞。一方面，因为凡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就是单位自身的意志，而实施的犯罪都转嫁为单位犯罪；另一方面，只要证明单位代表或成员与犯罪无关，则就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使有些单位犯罪逃脱法律的刑罚追究。再次，上述理解尚不涵盖现实生活中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如在一些规模大的企业中，由于拥有复杂的决策程序，业务实施责任分散，单位代表往往不直接干预具体业务。在实际中，造成的犯罪结果往往因难以寻找与单位代表的关系而难以定罪。

反之，在一些小企业中，权力集中，这种企业犯罪，很容易映证单位领导的责任，由此对单位定罪。这样，就造成了罪与非罪因企业规模而有区别，造成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应认识到单位自身情况对单位中的自然人作出某种决定时会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正如美国的法人犯罪论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法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人的集合，法人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的，会通过一定方法，在制定正式规则的同时，还会增加报酬、晋升职称或官职等巧妙刺激自然人的目标。即单位是具有远在其组织人员的自然人的总和之上的影响力和复杂性的社会组织体。所以，笔者认为，在考虑单位犯罪的单位意志时，除了单位决策机构或者单位负责人的意志外，还必须融合进单位自身的制约机制的因素。即当单位决策机构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主观恶意，只有在单位本身的制约机制下，如单位的组织制度、章程、业务范围等的范围内，即其成员主观恶意与单位性质、利益相联系之中，才能上升为单位集体的主观恶意。

（3）法律规定为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所谓单位刑事责任，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犯罪单位来讲，刑事责任就是单位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的一种应有的承担。从国家方面说，刑事责任就是国家对实施刑事违法行为（犯罪）的人的一种否定评价。在众多的理论和学术观点中，认为只有单位的违法行为达到法律规定为犯罪的程度，且必须受刑罚处罚，单位的该行为才可被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刑罚只是刑事责任的一个内容或称后果。刑事责任是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单位犯罪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基础。而单位受刑罚处罚必定是单位应负刑事责任的时候。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密切联系的：（一）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存在，决定单位刑适用的现实可能性。刑事责任是刑罚的基础，而刑罚只是刑事责任的一种后果。（二）刑罚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程度相适应，责小刑轻，责大刑重。（三）对单位适用刑罚是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不是全部内容，是单位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国家对犯罪单位适用的制裁方法，以达到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作为国家对犯罪的制裁方法，除刑罚之外，还可以适用其他制裁措施的，例如，对一些轻微的犯罪，采取非刑罚措施。所以，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具体而言，应包括刑罚和非刑罚措施。

在单位犯罪中，又区分为一般单位犯罪和特殊单位犯罪，后者主要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作为犯罪主体，而前者往往就是一般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单位犯罪在《刑法》规定的罪名中毕竟是少数，而一些罪名除了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之外，其实自然人也是可以成立本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