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税收变量。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是由非财政部门的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与政府部门支出G三部分组成，即AD=C+I+G.其中消费需求C是国民收入Y和税收T的函数，即C=C(Y，T);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即I=I(R)，因此，社会总需求的公式又可以进一步表示为：AD=C(Y，T)+I(R)+G.在这里，假设I和G都不变，只改变税收T，在C是T的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非政府部门的消费需求扩大;反之，则缩小。不过，不同的税种对其影响的方式与程度是不尽相同的：

(1)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不过，由于个人所得税是对富裕阶层增税，其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所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程度要低于对其收入的影响程度;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在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虽然还较低，但富裕阶层的人数及收入却迅速增长，居民的纳税意识也在增强，个人所得税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2)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税，减少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间投资的效果。而且，公司所得税增税，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

(3)消费税。消费税增税，民间产品的含税价格水平上升，因而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民间消费支出减少，尤其是消费税是一种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率高的大众税，这是就国外而言，我国有所不同。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大大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反之，则较大程度地扩张消费需求。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尤为如此。

2.收入分配政策。

消费是收入函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同生产力的发展、收入水平的增长基本同步或略有超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改革开放20年的情况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了消费结构的巨变，实现了第一次消费革命，庞大而快速增长的居民消费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动力;到了90年代，特别是九五时期以来，居民收入的增幅逐年下降，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例，分别从1992年的9.2%、5.9%下降到1997年的3.4%、4.6%(马洪，1997)，自1993年进入经济调整期以来，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是逐年提高的，但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户有所增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注：有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贫富差距已从80年代的1.7倍，上升到90年代初的4倍多，而且还呈继续攀升的趋势，虽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这一差距本身并不很突出，但只经历了短短的10年，贫富差距就如此迅猛拉大，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过的(曾令华，夏杰长等1994)。)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李实等，1998)。低收入户的增加影响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对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收入分配政策不仅影响居民现有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也影响居民的收入预期，而收入预期对即期消费支出又是极为重要的。因此，研究消费需求还必须重视对收入预期因素的分析。

3.社会保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