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9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公、检、法、武警，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对因故意杀人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的犯罪人董-伟执行枪决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然而就在距离正式执行死刑仅有4分钟的时候，延安市法院突然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死刑暂缓执行，案件需要复核。由此引发了这起轰动全国的“枪下留人”案。复核仍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陕西省高院在复核本案中，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公开审理并维持原判。“枪下留人”令下达130天后董-伟伏法。

“枪下留人”案因其高度戏剧性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人们的关注很快就超越了案件本身，从董-伟一案所凸现出的我国司法体制的漏洞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广泛的探讨。董-伟一案反映出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化、形式化，但陕西高院在最高院指令下再次复核的程序和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不开庭审判，控辩双方无权介入，使终审程序备受指责。程序设置的不公正、不合理带来人们对实体结果的质疑，草率对待的不仅是个体的生命，更是人们对法制的信任。如今判决已定，死刑已行，再来探讨董-伟一案有何隐情，似乎意义不大，但该案留给人们尤其是法律人的思考无疑至深。

二、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历史回顾

死刑因其极端的严酷性和不可回复性，历来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目前世界上已有109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我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坚持不废除死刑，但要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以及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我国不仅在实体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是二审终审的例外，对于死刑案件，除了要经过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外，还必须经过死刑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查。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准权，包括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均规定死缓核准权归属高级人民法院，虽然在审判实践中，对死缓也是要严格控制使用，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毕竟不同于死刑立即执行，在二者之间横亘着生与死的重大界限，由于死缓具有缓期两年执行的余地，所以它并不具有死刑立即执行的那种极端严厉性和不可挽回性，所以法律将死缓的核准权赋予高级人民法院执掌，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对于减轻最高法院的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处理这部分案件，以及更好的发挥高院的作用，都是有利的[01].所以，对于死缓核准权问题，在理论界和审判实践中都不存在争议，但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的归属则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建国以来，我国在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问题上几经变化：195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其中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终审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案件的复核和核准权根据不同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这在当时基层人民法院依法有权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才有核准权，要求是相当高的1956年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这种情况，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今后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这样，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的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再拥有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