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房屋非法强拆中，当事人通常对房屋的补偿标准存在争议。原告农民认为损失应按被拆迁房屋所在区域商品房均价确定，被告则认为只能按拆迁补偿政策进行补偿。目前，法院在这方面的判决并不统一。房屋强拆的补偿金额，不仅要根据商品房的价格来确定，还要根据拆迁政策来确定。这种执法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强迫农民相互“攀比”，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笔者认为，应当从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

从司法层面看，法院根据拆迁政策确定补偿标准更为合适。我国一直在实施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因此虽然事实上存在农村住房的流转，但并不存在规范的流转市场。因此，司法机关没有有效的市场价格可供参考。此外，由于农村住房的可转让性和所依赖的土地性质，农村住房与城市商品住房存在较大的价值差异。从本质上讲，被告强拆原告房屋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侵权法的一般赔偿规则，被告人只有平等的赔偿义务。也就是说，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被告只承担赔偿原告实际损失的义务，没有义务对原告实际损失以外的部分进行超额赔偿。因此，虽然原告强拆房屋的价格难以确定，但同一面积的商品房价格明显超过原告强拆房屋价格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法院以同一面积的商品房计算赔偿金额，势必违反等额赔偿原则。侵权法的目的是在不发生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将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国家。假设被告不着急，而是在符合拆迁条件后依法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对原告的补偿也按照拆迁补偿政策确定。因此，虽然严格来说，被告的行为不属于拆迁政策中的“拆迁”，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院适用拆迁政策的标准来计算原告的损失是合适的。

虽然这一结果从司法层面无可争辩，但其效果并不理想：无论被告是否取得拆迁许可证，无论被告是否与原告充分协商，最终结果都是按照拆迁补偿政策进行补偿。拆迁补偿政策确定的补偿标准是以拆迁人依法实施拆迁为前提的，因此补偿金额明显低于按普通侵权计算的补偿金额。现行法律的规定使侵权人能够以拆迁的名义进行侵权。这实际上是对被告侵权行为的一种纵容。从长远来看，拆迁人会无视拆迁法律政策中规定的程序性规定，强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立法者把大部分的热情投入到城市房屋拆迁立法中，却忽视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这使得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无法依靠。针对农村房屋拆迁立法现状堪忧，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是法律上的一个特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一加一”赔偿制度。事实上，与消费领域的消费欺诈相比，农村房屋的违法拆迁理应受到惩罚性赔偿的处罚。农民因房屋强拆而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消费者因经营者体重不足而遭受的损失，前者的不良社会影响也远远大于后者。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符合“以轻见重”的基本法律原则。如果严格遵循平等赔偿原则，无论侵权人有多恶意，赔偿标准都会根据房屋拆迁政策来确定，这显然不利于遏制侵权人违法拆迁农村房屋的势头。为了有效地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必须使侵权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二是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认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而永久灭失或者损坏的，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笔者认为，农村房屋的非法拆迁应当由本条规定。与司法实践中经常听到的丢失或损坏的旧照片底片或婚姻录像光盘相比，农村房屋的重量要重得多。侵权人的行为不仅使房屋本身完全被毁，而且使房屋内其他物品的损失具有不确定性，其中不乏“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主观上讲，被告因过失丢失了底片和光盘，显然不是故意拆除农村房屋，被告是恶毒的；从实际后果来看，房屋被强行夷为平地，这显然会给原告带来更大的精神痛苦。虽然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强迫农民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有依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少听到农民提出这一主张。笔者认为，立法者应首先明确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然后由法官向本案中的农民进行解释。三是刑事责任。少数开发商为了尽快完成拆迁，实现自己的商业利润，在拆迁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必要。法律规定的拆迁程序是先补偿后拆迁，无法达成补偿协议，提交行政机关裁决，不能对其形成有效约束。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刑法来规范行为人何时敢于非法拆除农村房屋在没有约定或者违背被拆迁人意愿的情况下，拆迁公司接受被拆迁人的委托强行拆除房屋，属于犯罪，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5条明确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农村房屋非法强拆案件中，被告人的违法性和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同时，由于此类犯罪的起征点只有几千元，此类案件中的农村房屋价格基本可以超过起征点。侵权人完全符合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