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检察改革之前，检察院职务犯罪批准逮捕权是“上提一级”，下级检察院自侦部门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批准逮捕权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掌握。

2、若检察院的批捕权给了法院，不管是同级法院的批捕权，还是上提一级，上级人员法院的批捕权，都对监察委员会的影响不大。因为监察委员会有另外一种强制措施——留置。

一、批捕权的优化配置

在现代的法治社会，国家权力的配置有一个优化的问题，司法权力配置也不例外。批捕权作为对逮捕这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的审查批准的权力更应当给予优化。否则，不仅诉讼的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整个司法的公正和现实的法律秩序也会受到破坏。

1、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是指它应该符合权力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反映权力的本质含义。批捕权是一种程序性的裁断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配置的合理性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合理性，即表现为它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具有独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二是外在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能够保障实体法的公正实现，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权力配置的合理性反映了权力的本质，所以在考虑权力配置的时候，它应该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2、权力配置的适应性

是指权力配置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权力配置并不能是一种空中楼阁，也不能是一种纸上谈兵，它必须落实到权力划分和分配的实际活动中去。如果某种权力配置在一定时空环境中不能生存也不能适应，则即使它是“合理的”，也不是“优化”的；如果某种权力配置要求环境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化并因此而去适应它，那么它也不是“优化”的，因为在权力配置体系中，任何权力的配置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先地位；并且现有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现有的权力配置的“优化”，不能因为一种权力配置就改变自己，这样也会影响其他权力的配置，代价实在太高。批捕权的配置也要考虑这种适应性。换句话说，批捕权的配置要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环境，包括法律习惯和普遍的法律观念、司法机构的设置状况、宪法体系、司法权力的配置状况等等。

3、权力配置的有效性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权力配置能够达到人们在配置时的主观目的，并以高效率的客观效果来保证之。批捕权的目的主要是对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所涉嫌案件进行审查，这就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法律效果。一是批准逮捕，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进行限制，防止其逃避侦查、公诉、审判或者隐匿、破坏、伪造、变造证据，以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一是不批准逮捕，从而保护了可能的无辜者或者引发侦查机关的申请复核或者补充侦查。批捕权的配置应该保障这两个法律效果的顺利产生。其次是对权力配置必须讲究经济，能够最大程度的利用现有的司法资源。一种权力的配置如果不经济也不能算作真正的“优化”。

4、权力的配置的优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合理性固然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掩盖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意义——权力配置的时候，应该先从合理性着手，在此基础上结合可能性和有效性进行全方位的勾勒。而且，权力的配置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从这一点来说，其他国家的作法对只有参考价值，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价值。

在我国纪委改监察委批捕权是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是上提一级到上级法院审理，还是在同级法院审理，对监察委员会的影响都不大，因为监察委员会有一种强制性的措施叫做留置。针对批捕权的优化配置，主要包括合理性、适应性、有效性和整体优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