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与转让的区别

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著作权转让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著作权的转让引起著作权权利主体的变更，受让人在转让完成之后成为新的著作权人，他对作品享有相应的财产所有权，他既可以使用它，也可以处分它，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而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并没有这种效力，被许可人因许可使用合同获得的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使用作品的权利。因此他通常又被称为作品使用者，而不能称为著作权人。他的处分权受到约定条件的严格限制。

其次，著作权的转让无所谓期限的问题，即它总是指将著作权或者其部分在整个著作权保护期内让渡给他人。除非有民法上关于民事行为绝对无效或者相对无效的理由，如合同违法、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等等，否则著作权的一旦转让出去便是不可逆转的；而著作权的许可使用通常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许可使用期届满而著作权保护期尚有余的话被许可的权利又回归著作权人。

二、著作权许可使用的特征

1、著作权许可使用并不改变著作权的归属。通过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被许可人所获得的仅仅是在一定期间、在约定的范围内、以一定的方式对作品的使用权，著作权仍然全部属于著作权人，不会导致任何权利缺陷。

2、被许可人的权利受制于合同的约定。被许可人不能擅自行使超出约定的权利，同时也只能以约定的方式在约定的地域和期限行使著作权。同时被许可人还不能擅自将自己享有的权利许可他人使用，也不能禁止著作权人将同样权利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域和期限内许可他人使用，除非被许可人享有的是专有许可权并附有从属许可的权利。

3、被许可人对第三人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一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者提起诉讼，因为被许可人并不是著作权的主体，除非著作权人许可的是专有使用权。

三、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怎样的

1、在使用目的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0项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该条没有明确规定，使用行为是出于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目的。允许对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合理使用，立法目的主要是满足使用者的文化活动自由，基于非营利目的以如上方式使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符合该创作作品被放置于公共场所的目的。而且这类使用并不足以威胁著作权人的利益，反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因此，对于该条应强调使用目的的非营利性，并列明各种具体情形的使用目的。

2、在使用方式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6项关于教学使用。当前教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应将播放、表演这两种使用方式补充为教学使用的合理使用情形。这样，有助于满足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是满足聋哑人和盲人的受教育权。应当说明的是，以播放、表演方式使用作品不仅涉及作品的著作权，还涉及用于播放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者和表演作品的表演者之邻接权。第7项规定的公务使用的使用方式也应当列明。根据现实中允许的公务使用作品的一般情况，应将公务使用方式限定为复制和翻译，而不应包括表演、改编等其他使用方式。

3、在使用主体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7项的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发表的作品。所指国家机关，过于笼统，应加以限定。国外立法对于公务使用的主体的规定各有不同。德国将国家机关规定为法院、仲裁法院和警察机构。日本将国家机关规定为立法、司法机关。而大多数国家直接将公务使用的主体规定为：具有公共管理性质的机关。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在法条中明确公务使用的主体，并强调行为的目的是执行公务。

4、其他方面。《著作权法》第22条第11项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的，属于合理使用。该条的立法本意是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发展，但实际上却对著作权人的翻译权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这一规定在其他各国立法中绝无仅有，与国际公约也很不协调。而该项作为合理使用法定情形之一，限制着著作权，且限制的原因和合理性没有充分依据。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等形式，向著作权人支付翻译使用汉语言文字作品的报酬，而不应以立法的形式直接取消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缺陷：我国在立法仅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不仅在外延是不周全的，而且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着适用模糊的缺陷。如我国《著作权法》对模仿和滑稽模仿、某些国家机构进行的演奏、插图目录等就没有相关的规定。《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就对个人复制的数量未加规定；第2项中对适当未做规定，对引用的数量和质量也未明确；第5项中对学校和少量的确切内涵未加限定等等问题存在。因而应对我国立法方式加以修正，否则不仅不利于司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发挥知识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