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禁藏》有言，法者，天下之仪也。于现代经济社会而言，法律法规就是方圆之上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制社会的基础就是有法可依。立法权，作为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不仅关乎民主法治的质地，更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今年全国两会上，选举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开启了城乡同权同票时代;4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将正式施行，7月1日，与《物权法》一样核心在于保障私权、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侵权责任法》也将正式实施——这两部法律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大立法伴随着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成熟，立法质量与数量都有了与时代相呼应的提升。

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人大立法成就卓然，在保证国家安宁、促进社会稳定、维护人民权益方面发挥着扛鼎之力。正如专家所言，30年人大立法呈现出了法律至上逐渐取代政策主治，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从摸着石头过河立法到搭桥过河立法，从制定为主到修订为重，规划指引性和前瞻性不断增强，由行政管制为中心逐步转到权利保障为中心，从国内立法为主到国际国内立法并重的七大趋势。借由人大立法的基础，中国法制历经三阶段的华丽转身：一是1978年至1994年的从人治走向法制，这一阶段是非正式制度治理阶段，法律被当做是转正的一把刀子，其价值旨归停留在保境安民的工具层面;二是1994年到2003年的从法制走向法治，这十年以来，属于较为典型的政策文件之治;三是2003年开始到现今，中国正式步入法治阶段，法制内容丰富、法治形式成熟、民主主体理性、社会文明发展。

人大立法从政策宣示、忽略规则的可塑性与可操作性，到修改宪法，第一次把尊重保障人权写了进去，第一次把保护私有财产写了进去，体现了法律价值的重大突破。换言之，我国人大立法已经从应急式补救式立法，走向了基于立法规律的整体设计，立法逐渐向法律的本义回归。更为重要的一个信号，在于人大正一直致力于为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法制环境之后，从以经济立法为重心转向民生立法时代。比如《物权法》的制定，《破产法》的制定，《反垄断法》的制定，《公司法》的修改，《证券法》的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这些都是与老百姓利益最密切的法律，事关民生大局，同时又涉及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利益集团、利益群体等诸多利益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正如香港法学专家陈弘毅所言，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立法由经济走向经济社会、由权利关照到权益，其背景是和谐社会理念渐次深入人心，党中央在法制方面早就提出的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前瞻性指导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曾说，未来几年立法，民生立法还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有分析认为，中国立法已经进入民生立法时代。也许，更理想的表述应是民权立法时代的到来。因为，民生是立法内容的更迭，而民权却是立法价值观的嬗变。

截止到2008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律504件，包括1982年宪法，4件宪法修正案，316件法律，11件法律解释，172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数字和实践都证明，人大立法承载着指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重任。随着全球社会越来越关注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具有民主意蕴的人大立法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相信随着人大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工作，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大的立法权限一定会在科学发展中为宏伟蓝图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