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促进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扩大假释面，抓住了罪犯最关心的问题，最大限度的调动了罪犯改造的内驱力，使积极改造、弃恶从善、服管服教成为绝大多数罪犯的自觉行动，这对于保证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防止脱逃等各类事故的发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预防重新犯罪。调查资料显示，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第一、二年是“危险期”，是重新犯罪的“高发期”。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罪犯长期被剥夺人身自由，阻断了与社会的沟通，一朝获得自由，从心理上突然感到了彻底的解脱，对社会规范的适应反映迟钝，由此又导致新的违法或犯罪。而假释则不同，假释后罪犯虽然也走出了监狱，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条件的，仍然要受到公安机关的严格监管，一旦违背了法律设定的条件，就将被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如犯新罪则不仅要被撤销假释，还要被数罪并罚，从重从严惩处。因此，假释的这种附条件性，对被假释的罪犯具有很强的行为约束作用，可以促使被假释的罪犯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抑制违法犯罪意识，强化持续改造成果

3、体现刑罚制度的人文关怀精神。行刑人道化、社会化是人文主义的必然要求，也与现代刑罚改造矫正罪犯的目的相吻合。对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老弱病残犯、未成年犯、女犯等，在符合法定假释条件下，及时予以假释，对于落实改造罪犯、“给出路”的刑事政策，切实解决部分罪犯的现实困难，缓解一些矛盾，促进罪犯家庭、婚姻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是人道主义在行刑制度上的体现。

4、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人满为患是世界各国监狱的通病，我国也不例外。加大假释适用力度，可以缓解监狱收押压力，降低行刑成本，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教育或慈善等事业，使更多的人都能受到更高的教育或有困难的人得到帮助，减少文盲和不安定因素，使我国进入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犯罪率低，社会稳定和谐的良性循环。

因此，假释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也是当今世界矫正罪犯领域的主流，它对我国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对罪犯改造质量进一步提高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国家、社会、罪犯及其家庭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