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10日报道，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近日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广告涉嫌违法率排名前十名的行业，分别是烟草、医疗服务、保健食品、医疗器械、装饰装修、其他食品类、产品直销、人用药品、医疗美容和其他工程服务。烟草广告涉嫌违法率最高，监测到的烟草广告100%都属违法。(见链接1)

看这则消息的同时，笔者不由记起了出自去年6月21日《北京娱乐信报》的另一则有关广告的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提醒消费者，相关部门从未审批过有增高功能的药品，所有宣称有增高功能的药品都属于虚假宣传。(见链接2)

烟草广告全部违法!增高药品统统是假的!那么，《广告法》呢?法的执法主体呢?法的执行质量呢?不用过多地评判，这两则消息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广告法》成为事实上的摆设。

依照常理，虚假的东西应当偷偷摸摸，违法的行为自然会小心翼翼。而我们看到的违法的烟草广告也好，虚假增高广告也好，其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其传播不是遮遮掩掩也不是犹抱琵琶，它们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狂轰滥炸，在报纸甚至是党报的主要版面上穿红着绿，公而开之地兜售其违法行为。令人费解的是，《广告法》所赋予有关部门的广告审查和违法查处作为了吗?为什么违法的广告敢于广而告之公开叫卖?

《广告法》成摆设给人最大的无奈是因为它管的是广告这么一个显性的问题，与其他的违法行为相比，违法的广告毫不羞涩，极尽张扬，它张扬违法之举，让违法的行为公开化明示化，它在广告自己的同时其实就在贬低法律，可以这么说：违法广告的登场，就意味着相关法律的回避。

《广告法》成摆设就这样无情地提出了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连如此公而开之的违法行为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理，那些呈隐性的违法行为呢?是不是因为其隐蔽、高明、用做假来弥补就更能逃避法律的责任，会不会因为其分散、低调、以伪善来做秀就更能使法律流入形式。看看百分之百的烟草违法广告，想想多少律条规范之下的多少越规现象，真的不敢乐观地估量我们的执法质量和法律执行效益。

我们常常坐论制度的失缺，推崇立法，可曾较真法规制度的执行。法律如果执行不力乃至形同虚设，立法不仅没有了意义，反而损坏了法律的尊严。因而，现在很有必要究一究《广告法》为什么成为摆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