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审判监督的事后性制约了监督效力的发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1条、第360条和第394条也规定，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对法庭审理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情况，只是记明笔录，发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监督的事后性决定了监督是被动的、弥补性的法律监督，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制止和纠正法院的违法审判活动。

二、刑事审判监督缺位。

刑事审判监督应贯穿刑事审判的全过程，涵盖各个环节，不仅应包括对一审审判活动的监督，而且要包括对二审、再审活动、书面审查案件及死刑复核活动的监督；不仅应包括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监督，而且包括对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进行监督；不仅应包括对庭审活动监督，而且包括对庭外活动监督；不仅应包括对判决、裁定的监督，也应包括对决定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多种满头了解各类审判活动是否合法，避免造成监督的空白。而现行法律对刑事审判监督的规定缺位很多，没有将人民法院的第一审程序的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对上诉引起的二审案件、对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引起的再审案件以及对死刑复核程序案件的监督纳入监督范围；没有将法院作出的决定列入监督范围。

三、缺乏参与某些刑事审判的程序性规定。

如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能否参与、如何参与人民法院对死刑复核程序案件的审理，而致实践中难以实现对这些审判活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4条规定对法院或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但如果法院对检察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意见，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执行，检察机关也只能无可奈何，被监督者的行为没有因检察机关的监督而扭转到法律规定的轨道上来，检察监督失去了其应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