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54条确立了合同的裁判变更制度，与契约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具体操作而言，仍有许多不足，有待立法完善。表现在：

1.合同裁判变更的范围。裁判变更合同的范围，纵观各国的立法和实务，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不限于下列)：

(1)发生了情事变更的合同。情事变更是的重要事由，已为各国立法和实践所确认，法院可对此类合同以裁判方式予以变更。

(2)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如前文所述，我国立法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错误、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合同。

(3)重大失衡的合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此类合同，法院、仲裁机构可裁判变更。我国立法规定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合同也属此类。

(4)一方实质性违约。《俄罗斯民法典》有此规定。我国立法目前只规定了第(2)、(3)种合同可裁判变更。对一方实质性违约的，法院是否应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变更合同，可以继续研究;但情事变更制度已比较成熟，我国立法应采此规定。

2.裁判变更合同的标准。在明确法院可以裁判变更的合同范围后，就应规定相应的变更标准，而我国立法对此则缺少规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了两种标准：

(1)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这是变更重大失衡的合同的标准。

(2)依据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对合同的理解予以变更，这主要适用于因错误、欺诈、胁迫而成立的合同，并以另一方的接受声明为前提。律师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借鉴《通则》的规定，即使合同的变更具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标准，也使法院的行为有了参照系，增加了行为的可预见性，以限制法官的恣意。

3.裁判变更合同的程序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对变更的程序几乎没有规定，这样不利于公正地解决纠纷。

(1)法官应在判决书中写明自己变更合同的理由以及客观依据，并对裁判变更行为作出充分的说理、论证，以表明自己作出变更的理由。戈尔丁总结出了程序公正的9项标准，其中两条就是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和推理应论及所提出之论据和证据。只有如此，才能防范法官的恣意，保障程序正义。

(2)对于涉及较强专业性的合同，如技术引进、专利转让等合同的变更，应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