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则关于债转股的段子：

杨白劳：我还不起钱了。

黄世仁：喜儿呢？

杨白劳：已经抵押给张村、李村、王村等其他21位地主了……

黄世仁心中一万只草泥马跑过，伸手打算抄猎枪。

杨白劳：慢！老夫打算开一个大保结所，让喜儿当头牌，各位地主爷当大股东，靠公司盈利慢慢还钱，说不定还完钱后大爷们还能捞一笔额外之财。

黄世仁看了一眼快40岁的喜儿，含泪在债转股协议上按下了手迎

再看一则新闻：

3月8日中国的最大民营造船厂熔盛重工公司正式宣布，其将向债权人发行最多171亿股股票，以抵消171亿元人民币债务，其中80％由各个贷款银行承接。在此次发行完股票之后，中国银行在熔盛重工公司总股本中的持股占比将高达14％，成为第一大股东。

与此同时，北京正在召开的两会中已经有钢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为了进一步去钢铁企业杠杆，应该在钢铁行业推行债转股政策，以便修复钢铁企业的债务资产表。

终于，在通过股市成为某些企业的永久股东之后，很多人又要通过银行存款间接成为某些企业的永久股东。

对于中国人而言，“债转股”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早在1998年－2003年的国企改革之中，四大行便剥离了的大约1．4万亿的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在

债转股后，以相当低的价格被当时新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此后在十年中，四大行轻装上阵，先后完成了国有独资银行到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华丽转身，并在

Ａ、ｈ股上市成功。

1998年的“债转股”政策之所以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带来更大的负面效益，得益于此后10年中国经济体量成倍的增长。伴随着国企改革与加入ＷＴＯ所释放的无可估量的市场能量，中国经济ＧＤＰ在此后的十数年中成长了6倍。巨大的经济成长稀释了过去的存量，使得处置当年影响颇为惨重的1．4万亿坏账的成败成为一件不大紧要的事情。

即便如此，在不可重复的巨大繁荣之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所接手的债转股股份至今大部分仍未能出清，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此后也依靠着国家注入的大量资金以及获得的各项牌照逐渐展开业务的多元化，在国家政策护航下成为新的金融财阀。

然而，当2016年的今天重拾“债转股”政策之时，我们是否对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现在看来，欧洲依然在负利率与量化宽松的道路上行进，日本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在与通缩停滞抗争，而国内的经济情势我们都十分清楚。只有美国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仅仅是好一些而已。

如果不出意外，最起码在接下去的五年之内，我们依旧会处在一种全球性的经济震荡之中。五年之后，中国真正的经济规模并不会比今天大许多，简单的资产负债表的修饰根本不可能起到1998年“债转股”所带来的效果。尤其是那些严重过剩行业，他们会在“债转股”后迅速再一次陷入到资不抵债的泥潭之中。

今天的大大小小的银行也都已经不同于20年前。最起码在名义上，他们都是股份制银行，转化为股本的贷款风险权重甚至要比坏账高得多，而且占据了大量的资本消耗，如此巨大的损害银行长久盈利前景的方式如何向那些股东和储户们解释？

姑且不论道德与法律上的冲突，这些不良资产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债转股”？像上次那样将不良资产廉价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实话实说，对银行而言，还不如拖着再多收几年利息彻底烂掉算了。

如果允许银行自己可以直接进行债转股，这些股份制上市银行将如何自处？作为债转股后资产负债表已经修复、但实际上竞争能力没有任何改观的僵尸企业的重要股东，在僵尸企业有所要求之时银行是否继续放贷？

就理性而言，作为大股东的银行已经丧失了利息收入，他的正常收益只能来自于分红与股价的成长，而若没有持续的资金支持，何来企业业绩的成长？然而只要还没有真的丧失理性，只要稍微注意类似于龙煤这样的企业，谁都清楚通过资产负债表裱糊后的他们几乎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这些入不敷出的企业会在仅仅几年后便重新陷入到资不抵债的泥潭之中，而银行也将在这个泥潭之中越陷越深。将这些僵尸企业的债务与风险转嫁于银行之手，以今天的情势而言，无非拖着银行一起下水而已。

关键在于，今天这些僵尸企业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资产负债表修复的问题，这些企业已经丧失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即便对于那些坚信国有企业关乎国家基本正义的人而言，其中的一大部分国有企业也已经在逐渐偏离他们的目标，因为这些僵尸企业自身创造的价值已然远远不能覆盖其从这个社会汲取的养分，如此庞大的寄生阶层迟早会危机国家的运转。

中国的经济行进到今天，裱糊式的改革已经无法带来任何改变。宽松的货币环境也许能为改革创造一个比较舒缓的氛围，然而希冀通过各种金融市场的挪移便完成中国的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不能真正的出清那些已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僵尸企业，如果不能释放更多生产要素的市场力量，中国的经济不可能重新开始真正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