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供给的信任危机致使医患紧张如张满之弓，近年更趋向严重暴力化。医疗救济反招来杀医、伤医、打砸医院的惨烈结果，不能不说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悲剧。本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五部门联合出台意见，严惩在医院内的违法犯罪行为，相关规定可谓严厉。

但是，效果如何值得观察。对于医闹等影响，医疗秩序的法律、法规、政令其实早有设定。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医闹行为发表评论说，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等予以处罚，乃至追究刑责。严令金牌一道又一道，但有关医疗纠纷的恶性案件依旧如燎原之火，难以遏制。有关严惩的法律安排，在执行过程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奏效。

众所周知，医患关系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主要原因是患者缺乏对医院的信任。信任缺失一方面来自医院医疗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患者的不满;二来，医院的公益性因以药养医等问题而逐渐丧失，令公众认为医院拥有逐利原罪;三来，医疗事故鉴定长期缺乏第三方，致使公众怀疑医疗卫生系统无法对医疗事故鉴定做出公正判断;四来，公众在专业性极强的医疗技术操作面前缺乏对称的科学信息，甚至缺乏一般医疗常识，很难对一般医疗操作和死亡现象做出理性判断;五来，中国底层依靠大闹公共场所获得赔偿的案例横向传染到各个公共领域，这也刺激了医闹的发生。不闹不得利的思维左右了部分家属的行为。

不闹不得利的思维模式甚至产生了雇佣医闹专业对抗医院的方法。医闹成为职业蔚为奇观。

而在中国另一个问题也应被重视：社会治安力量对纠纷的态度一直相对暧昧。处理纠纷的一贯原则是息事宁人式的劝架而不是迅速果断解决公共场合里的非法行为。社会治安力量有自己头疼的考虑，因为他们在面对医疗纠纷时一样缺乏对称的信息，一样并不完全信任医疗机构和医生，一样害怕处置医闹会背上偏袒某方的责任。他们宁愿这种暴力化的对抗通过当事双方妥协来解决。

这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克制甚至纵容了公共场合里的违法医闹行为。有医生戴上钢盔的反应便在侧面说明社会治安力量不愿掺和进复杂的纠纷中，难以在事发时完全尽到治安处置的责任。

应当说，患者对医院、医生的信任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破题。但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基本安全应不存在绕进纠纷的风险。公权应无需纠缠医疗纠纷中的具体问题，果断严厉打击针对医院和医生的违法行为，助力患者与医院回到仲裁与法律框架之内。

纵使涌出再大冤屈，也应让其回归理性，遵纪守法，在法律框架下追寻医疗事故真相。严打医闹看似重典打击针对医院和医生的非法行为，或被认为是公开支持医院和医生，实则要达到回归法律、理性的目的。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建立健全医疗事故的鉴定、仲裁与法律问题;如何让公众重新建立起对医疗事故鉴定，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