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刑犯一般不在监狱服刑，都是在公安局看守所关押，等待枪决时间。

二、死刑犯和普通罪犯是混押的，没有“特殊待遇”。

三、既然是死刑犯，就已经没有年龄的区别的，和其罪犯都是一样的。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也是不会判处死刑的。

四、监狱到了晚上睡觉时会把监舍内的照明系统进行变压处理，即从220V变为110V，监舍内灯光会变暗，但不会熄灭。一个监舍内一般住6－10名罪犯，如果有一个人在讲话或活动，不用管教警察出动，其他室友也不会允许的。

五、管教警察会时不时在楼道内巡视，如果发现情况会直接开门进来检查。

六、高等级戒备监狱每个监舍都有监控监听设备，罪犯的一切活动，包括洗漱、睡觉，都在警察的监控视线里。

死刑犯的生育权能实现吗？

死刑犯的生育权应当受到尊重，但是这一权利在现实中是实现不了的，由于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以下法律障碍，所以我预测郑雪梨的申请不会得到法院的批准。

第一个法律障碍是，本案被告还是一个未决犯，被羁押在看守所里，按照看守所的条例，对未决犯的控制是高度的人身控制，有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和随时巡视，探视按照法律规定虽然可以，但一个月不超过一次，一次不能超过半小时。而且在探视过程中，要求狱警在场进行监视，要实现性行为是不可能的。至于人工授精的方式，由于只有家属可以探视，还有律师可以会见，所以医生是不允许进到看守所里的。

第二个障碍是，如果女犯人提出生育权怎么办？刑法规定怀孕妇女不得判处死刑，这条规定是为了保护妇女。如果女犯人主张生育权得到允许，她就可以据此逃避法律应有的制裁；但又不能因此不允许女犯人主张生育权，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男犯主张就应该允许女犯主张。这似乎是一个法律的怪圈。

障碍三就是任何法院在做任何决定时，不仅仅要依法律条文，还要有一个价值衡量。如果一个决定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构成重大挑战的话，对这个决定就应当非常慎重，法官应该避免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法院同意了郑雪梨的请求，最后又对他丈夫执行了死刑，我们实际上是生其子、杀其父。一个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了父亲，在允许种子种下的时候，就把他的根给斩断了，这极不符和我们的伦理道德。

当法律保障的两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看哪种利益更要受到保护了。如果一个妇女是个死刑犯，她要行使生育权，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价值需要考虑，如果允许她行使了这种权利，死刑制度可能就受到破坏。在这个时候，肯定生育权所保障的利益小于刑事法律对她判处死刑所要保护的利益，那么这种权利就要让位于刑事法律了。

剥夺一种权利，必须要有明文规定。刑法没有剥夺公民依法生育的权利，只是由于罪犯人身自由受限制，实行起来有困难，但不能就此否定这个权利。法律不能违反，客观条件则是可以改善和创造的。如果条件允许，在不影响刑法、刑诉法的执行，不违反法律和监规，不造成社会危害的前提下，无论是采取人工授精的方法还是临时安排监内同居的方式，帮助她圆做母亲的心愿，都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如果罪犯是妇女，丈夫在外提出要求使其妻人工受孕，则显然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势必影响刑法、刑诉法的实施，损害法律的尊严，还可能造成新的社会危害，因此，不应予以考虑和支持。

《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

第九条看守所在收到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送达的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和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的当日，应当办理罪犯收押手续，填写收押登记表，载明罪犯基本情况、收押日期等，并由民警签字后，将罪犯转入罪犯监区或者监室。

第十条对于判决前未被羁押，判决后需要羁押执行刑罚的罪犯，看守所应当凭本办法第九条所列文书收押，并采集罪犯十指指纹信息。

第十一条按照本办法第十条收押罪犯时，看守所应当进行健康和人身、物品安全检查。对罪犯的非生活必需品，应当登记，通知其家属领回或者由看守所代为保管；对违禁品，应当予以没收。对女性罪犯的人身检查，由女性人民警察进行。

第十二条办理罪犯收押手续时应当建立罪犯档案。羁押服刑过程中的法律文书和管理材料存入档案。罪犯档案一人一档，分为正档和副档。正档包括收押凭证、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减刑、假释裁定书、释放证明书等法律文书；副档包括收押登记、谈话教育、罪犯考核、奖惩、疾病治疗、财物保管登记等管理记录。

第十三条收押罪犯后，看守所应当在五日内向罪犯家属或者监护人发出罪犯执行刑罚地点通知书。对收押的外国籍罪犯，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所属公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