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第54条确立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一些内容，为律师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有效辩护提供了法律依据。首先，确立了三种排除的后果。

其一，强制性排除。即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方法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依法必须排除，即使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

其二，自由裁量的排除。即物证、书证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可以被排除；

其三，可补正的救济。即一些技术性的违法，可以责令侦查人员去补正。

其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启动程序、证明标准、调查程序、救济方式。

再次，规定了程序审查优先原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主动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开庭前、审查起诉阶段、法庭辩论前都可以申请。一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法官就要中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优先审查案件的程序性问题。只有把程序问题解决了，给出一个裁判结论，才能恢复案件的实体审理。

复次，确立了侦查人员和相应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此来证明侦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最后，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启动这个程序中，允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应的线索，之后举证责任倒置，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如果公诉人证明不了，法院就一律作出排除。

一、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有哪些呢

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在这里姑且不论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这对矛盾统一体的利弊，至少现有立法已经明确了收集调取证据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这与当事人中心诉讼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负有收集证据义务的原则完全不同，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规则之一。

2、最佳证据规则

按照法学理论界的通说，最佳证据规则适用于书证，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优于复制件，因而是最佳证据。随着复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也发生了一些变通，在法律规定的一些例外情况下，复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最高法院《解释》第53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复印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内容的照片、录像。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所规定的最佳证据规则不仅适用于书证，而且适用于物证。

3、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原则

言词证据是指以人的语言表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在法定的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鉴定结论都属于言词证据。当代各国法普遍禁止将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刑诉法第43条和《解释》第61条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并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4、口供补强规则

限制口供的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具有独立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就是刑事证据学上的补强规则。我国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轻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对这一规则的明确规定。

5、证人作证规则

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事实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中最常见的证据种类之一，证人证言是否客观真实对于司法机关查明事实、了解案情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同一案件里同时存在内容部分矛盾甚至完全矛盾的证言也是屡见不鲜的，给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判断事实带来不少困惑，这既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不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因此，对证人作证设立严格、具体的规定就十分必要。我国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此外，在刑诉法、最高法院《解释》和六部委《规定》中，还分别就证人的权利保障、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证人证言的收集方式、质证程序和采信要求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二、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刑诉法新增了在公诉案件中，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检察院应当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如果检察院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则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在自诉人。此举乃为明确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之分配。但是，实践中司法机关很容易将举证责任强加给被告人和辩护人，在认罪案件，降低了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