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在适用过程中固有的功能及其发挥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任务实现的过程就是发挥刑法机能的过程。刑法机能决定了刑法任务的性质与结局，其要素构筑了刑法任务试图恢复的生活秩序的基本内容，如果刑法本身缺乏相应的机能，刑法任务不可能完成；如果刑法机能的定位存在偏差，刑法任务的努力肯定会偏离正确的轨道。

那么，如何定位我国刑法的机能呢？

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我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权利日益受到重视与保护。因此，在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两种刑法机能之间，刑法机能应当侧重人权保障，增加法的人权蕴涵。其中，这里的人权主要是指被告人的人权。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观念的最集中体现与表述，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说明：在犯罪应当惩罚的前提下，与社会保护相比，刑法的权利观念应当更为优先，人权保障更为重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刑法保护功能与刑法保障功能之间的转换也是如此，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新刑法只能以保护功能优先。在经济高速发展，犯罪形式日趋复杂，犯罪形势尤其是公害犯罪、严重经济犯罪比较严峻的今天，将刑法定位为权利法，刑法机能侧重于人权保障，认识上存在很大偏差。本质上，刑法最根本的机能在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之间，刑法的首要机能应是秩序维护，刑法的基本定位应是秩序维护法。这是由刑法的法律属性决定的，国外刑事政策的演变与发展方向也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有学者评论道，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之下，对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进行简单说教式的比较权衡，得出刑法机能侧重某一方的论断，既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也对刑事法治没有指导意义。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以我国刑法的规定作为前提，从刑法本身具有的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机能出发，进行处罚与否的利弊得失的权衡，得出符合我国刑法目的和现实社会状况的结论。当前，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我国刑法还是应当定位于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秩序维持法，在强调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贯彻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并重的观念。在我国民众刑法价值观念没有根本变化，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要绝对地优先考虑刑法的保障机能，并不可取。

考察上述观点可以得知，刑法具有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机能已经成为共识，但在侧重方面存在一定的争议。然而，正如上述论者指出的那样，仅仅对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进行简单说教式的比较权衡，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比较，一方面是对刑法机能一定程度上的误解，作为刑法的固有功能，可以说在任何一项刑事司法活动中都不能因为保护社会或者保障人权而否定另外一面，否则，就难以称之为固有功能。

刑事司法活动应当是通过一定途径把两者统一起来，譬如控方追诉犯罪对社会的保护与辩方对抗控方对人权的保障，就需要在立法设计上平衡双方的地位与权利，在司法活动中保障双方充分的参与，达到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两大机能应当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虑，要与刑法任务、刑事司法的运行联系起来。如前所述，刑法的任务是修复业已遭受犯罪破坏的社会生活秩序，其完成要包含一定的生活性目的内容，而且这种生活性内容并非是空洞的，具体就是指涵盖人权保障并促进个人充分自由的社会秩序。这种涵盖人权保障和充分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反过来决定着刑事法治的展开，刑法规范的设计、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诉讼模式的建设、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确立、诉讼规则的设计等必须以有利于完成这种刑法任务中的目的性内容作为评判的标准。

以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为例，在以往国家一元范式之下，犯罪人与被害人都是诉讼客体而非主体，但是在国家——个体二元范式之下，犯罪人主体地位确立起来，这被认为是现代刑法对个体自由命题的重要贡献。近些年来，被害人学的发展将被害人推到了刑事诉讼的前沿，国家——犯罪人的二元范式逐渐迈向国家——犯罪人——被害人的三元关系模式。刑事立法与司法的这种回应，显著地反映了刑法任务中的这种生活性内容对刑法运行的影响，反映了刑法生活在确定刑法机能过程中的本源性地位。这是我们解读刑法任务以及界定刑法机能不能回避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