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总理在博鳌论坛上提出加快推进亚洲自贸区战略，并构建亚洲共同体，释放了更加积极的战略信号，中国应以中日韩FTA为重点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有98%以上是在WTO成员之间发生的，有60%以上的贸易额发生在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内，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前，区域性FTA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风向标。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困境，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双边与诸边的贸易谈判逐渐成为全球新主流和新趋势，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版图。

区域FTA浪潮，亚洲为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截至2013年，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从2002年的36个增至109个，另有148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两者相加达到257个，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FTA发展势头。

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东移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加快推进亚洲经贸一体化迫在眉睫。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亚洲对欧美出口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但区内贸易比重大幅上升，区内贸易更为紧密，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和新的雁阵模式。

十八大之后，中国自贸区战略大提速，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但相比之下，于2002年就已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却明显滞后于亚洲自贸区战略进程。

事实上，中日韩自贸区应该是中国亚洲FTA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日韩自贸区具有巨大的凝聚效应和示范效应，中日韩产业优势互补成为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基础。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总人口的74%、世界的22%;经济总量占东亚的90%、世界的20%;贸易总量占东亚的70%、世界的20%。三国GDP总额占世界GDP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18.02%上升至2012年的21.59%。

当前看，三国内部贸易仅占总贸易量的21%，投资仅占6%，这与三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不相符(占世界20%，占亚洲70%多)，也远低于欧盟(内部贸易为65%)和北美(内部贸易为40%多)，因此，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所带来的经济和贸易溢出将十分巨大。根据模型预测，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在内的中日韩自贸区如若建成，中国的GDP将获益1.1%至2.9%，日本会获益0.1%至0.5%，韩国则将获益2.5%至3.1%。

中日韩FTA建成也将带来巨大的产业效益，有利于实现三国产业结构优化，逐步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以产业转移与承接为内容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日本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高新技术的主要来源。韩国既是日本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吸收器，又充当了向中国提供部分资金、中等技术和部分中间品供应者的角色。中国则在吸收日韩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向它们提供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潜在市场、日本的尖端技术和充足资本、韩国在生产技术和经济开发方面的经验等因素的结合，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分工模式的形成。三国间商品、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便利流动与融合，有助于降低东北亚区域内的生产成本，提高三国消费者的整体满足度和社会福利，提升亚洲价值链分工层次和水平，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重要补充，并进一步助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中日韩FTA虽在经济和产业界达成普遍共识，但依然受到了政治等因素的阻碍，特别是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成为推进中日韩FTA的重要羁绊，并一度导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计划搁置。不过，展望未来发展趋势，各国从切实的经济利益出发，中日韩经济优先，政治滞后的双边贸易模式可能仍会继续，中国应该积极把握谈判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在自贸区战略选择上，可以先易后难，先韩后日。中韩自贸区谈判具有率先完成的可能性。出于对中国贸易的严重依赖，韩国在关注TPP的同时，实际更关心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韩国已明确将中韩自贸区的谈判作为最优先的选项。目前中韩自贸区谈判已经启动，中韩两国态度较为积极，中韩谈判难度也小于中日、日韩自贸区，更小于中日韩自贸区，最有可能率先完成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由于日韩两国的敏感产业以及在投资、服务等领域的诉求比较相似，通过中韩自贸区的谈判，有助于探索合理的谈判路径，积累处理各自敏感产业和敏感产品的经验和模式，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提供借鉴，进而为中日韩自贸区达成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