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系《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四条新增条文。对于本条，起初考虑罪名确定为“非法讨债罪”。

确定罪名只是统一标准，司法机关不可能只根据罪名认定犯罪。有些罪名尽管未能反映犯罪行为的全部特征，但简单精炼、通俗易懂、相沿成习，并无不妥。例如，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从条文看，规制的是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不是单纯的赌博行为，但长久以来，该条罪名一直是赌博罪，适用中并不存在问题。

经进一步研究认为，罪名确定要准确体现罪状表述，防止产生歧义，对本条规定的采用非法手段和催收非法债务两个核心要件需统筹考虑，准确确定罪名。具体而言，使用“非法讨债罪”的罪名，过于概括，不能充分反映该条罪状的内容，容易产生催讨合法债务的行为也要受到惩处的误解;使用“非法催收非法债务罪”“非法催收不法债务罪”或者“违法催收非法债务罪”，固能准确反映本罪成立的两个核心要件，但是冗长、拗口、重复。经综合衡量，《罪名补充规定(七)》将本条罪名确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

主要考虑：

(1)从罪状表述来看，本条涉及的催收对象为“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在罪名中凸显“非法债务”的表述，可以使罪名更为准确。(2)本条置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之后，结合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本身具有非法性特征进行体系考量，“催收非法债务罪”罪名本身虽然没有直接体现行为手段的非法性，但通常不会产生歧义。而且，作此处理，可以使得罪名更为精炼。

如果催收非法债务的话，将按照我国《刑法》当中的规定来进行一定的惩罚，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催收，而且必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些债务，同时情节需要达到严重的程度才能够处罚。

一、怎样界定非法集资行为的问题

既然《刑法》中并无非法集资罪的罪名，那为什么需要将上述7个罪名都放入“非法集资”的名下，并用一个司法解释来统一解释呢？显然是因为这些罪名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放在一起可以对这些共性进行统一解释，节约立法成本，也方便对这些罪名的理解和适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这些罪名共性的认识是《解释》应当主要解决的问题。《解释》开篇就用了两个条款来规定这个问题，可见也非常重视。《解释》第1条从两个角度定义了非法集资活动。首先，非法集资活动应当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其次，非法集资活动还应当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起草人将其概括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

在适用时，需要先根据本条的规定，认定相关涉嫌非法集资的活动是否符合上述条件，然后再具体讨论其是否符合某个具体的罪名要件，从而适用该具体罪名，否则就直接认定为“吸收存款罪”。不过，现实生活中非法集资者往往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手段，以生产经营、商品交易等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的目的，手法隐蔽，且可能涉及诸多专业性知识，很难识别。因此，通过对各种多发、易发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甄别分类、并结合具体发生领域和行为特征，《解释》第2条列举了10种应以“吸收存款罪”定罪处罚的具体情形，包括：

（1）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2）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3）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4）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5）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6）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7）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8）以投资人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9）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10）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起草人指出：“上述列举的诸种情形重在揭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方式，在表述上未必全面完整，实践中，仍需根据《解释》第1条关于非法集资的概念和四个特征要件进行具体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