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协商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刑期交换型、罪数交换型和情节交换型。

1、刑期交换

如果是被告人提出认罪协商的，被告人要求检察院或检察官向法院为较轻刑期的具体求刑，被告人则承诺向法院声明认罪；如果是检察院或检察官提出认罪协商的，即会要求被告人向法院声明认罪，条件则是向法院提出一个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期，或不会向法院请求判处法定最高刑，或承诺放弃检察官的具体求刑权，由法院任意决定。当然，无论何方提出认罪协商，都不影响认罪协商的实施，但相对方必须同意协商，否则，即依正常的法定诉讼程序为之。

2、罪数交换

即检察院或检察官在起诉状中起诉被告人犯有数罪的情形下，如果被告人提出认罪协商，即会向检察院或检察官作出承认其中一罪或数罪的认罪，而要求检察院或检察官向法院作出驳回其余罪数的请求；如果是检察院或检察官提出认罪协商的，要求被告人同意就其起诉数罪中的一罪或数罪认罪，而请求法院驳回其余罪数。例如，检察院或检察官起诉被告人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协商后被告人就贪污罪进行认罪，而检察院或检察官则请求法院驳回其余两项指控。

3、情节交换

即起诉状中起诉被告人犯罪有从重处罚、加重处罚情节，对被告人而言，通过协商，即有机会得到比较轻的刑罚处罚，避免有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特别是在转化型犯罪中，如盗窃转化为抢劫、抢夺转化为抢劫、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故意伤害转化为故意杀人等，如果被告人提出协商认罪，要求检察院或检察官向法院表示放弃从重处罚、加重处罚情节的诉求；如果检察院或检察官提出协商，可能要求被告人承认其中情节较轻的罪状，检察官则会放弃起诉情节较重的罪状，这种情形下，都可能会成立情节交换型的认罪协商。

一、法律中的认罪协商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要规定认罪协商制度，这一方面取决于前述认罪协商理论是否得到立法认同，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司法实践有没有认罪协商的需要。

“实践出真知”，只有司法实践需要认罪协商，其制度才有市场。不可否认，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着认罪协商的部分内容。例如，认罪态度好或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投案自首制度、立功制度等，常常成为减轻刑事处罚的意定或法定理由，特别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得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甚至是严重的犯罪被“从宽”处理。

从司法实践看，认罪协商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实行并客观存在着。例如，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能充分或很快赔偿受害人，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法院就会以“法定的”理由判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检察院也会以一些自认为是“恰当的”理由不予起诉，公安局也会找出“充足的”理由撤销案件。其他还有盗窃案、伤害案、贪污案、挪用公款案、强奸案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认罪协商处理的情形。这些不是“认罪协商”制度下的“认罪协商”案件，只要当事人不申诉，案件就会“弹出”司法程序，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自然也不会“没事找事”提出抗诉或进行立案监督。所以，认罪协商制度在我国是有其存在的市场的，司法实践也需要认罪协商制度。

认罪协议制度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之中，已经有较为广泛的应用，此项制度的有效应用，使得民事主体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对于社会秩序，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从而减少了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