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革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公房变私房之后，一直都是人们关心的焦点，随着房产价格的节节攀升，大多数的民众喊出住房难的时候，300余名博士生向十一届人大发表加快《住宅法》立法的议案，引起网上连锁反应，拥护者反对者各执一词，成了这次人大会前的一大话题。

说起住房改革，还得从改革开放说起，当时城市房改的基本政策是城市的企事业人员可以用自己的工龄，在一定的年限内，买自己已经在住的租用公产房。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一套公有产权房的在职人员可以享受到工龄买房的优惠，用低廉的价钱买到自己已经住上的公有租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了。但那时的政策也有不公，有权的上层，有了不止一套房子，他们可以分配给家中所有领工资的人，每人一套，价格低的等于白送。有些没有住上套房的人员，或者住的租用私人住房的工人，也只能浪费了这唯一的一次买房待遇。

房产在改革开放中顺理成章的变成了商品，而且始终是一件昂贵的商品，城市里的产业工人想用自己的微薄工资买房子，成了南柯之梦，年复一年，永远也赶不上房价的飙升。可是以温州人、山西人闻名的炒房团，利用房产成了此商品的暴发户。据报道当年温州人炒房提着一个大提包，有的甚至是蛇皮袋，打开是一提包或一袋子百元人民币，很少有刷卡的，更没有贷款的。山西人买房也很有气魄，带着一大家子人，呼朋唤友来看房，看好了就说:这个单元我们要了。现在听说房价出现拐点，他们又急匆匆的出手，少则七八套，多则几十套，这些温州人和山西人很少带着一套房子过来的。北京七彩尾房超市的这位负责人介绍，最多的一位手上有400多套房子，他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雇人专门打理这些房产。据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炒房者四年之内，每套房子净赚100多万，400多套也就是说有4个多亿的进帐。就中国的国情来看，房子继续作为无限的商品，不加以控制，抑制房价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中国，农村的住房一直还是沿用一户一宅的原则分配土地，男子达到结婚的年龄，会申请一块均衡的房宅基地，自己出资自己盖房，产权归己。沿用多年的集体所有的房产分配制度，或许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城市优于农村，城市不断扩张的时期，一户一宅能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当然现在形成的部分一户多宅的局面已经促成事实，把房产作为投资也是一种理财方式，他们展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前瞻性，是房价徒涨时期的受益者，他们把房子出租给需要房子的缺房户、外地人、大学毕业生以及暂时买不起房的年轻人，调解了缺房户的暂时困难。他们也是一户一宅议案的反对者，当然这不是呐喊的大多数，但也不得不考虑到已经投资人的切身利益，把这些人和炒房团分开来看，把一户多宅用以养生和炒房团谋图暴利应该区别开来。

一户一宅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到退到计划经济时期的感觉，一户一宅就需要一个合理地分配原则，谁能保证这个分配不又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但一户一宅或许可以借鉴农村的管理模式，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可以审领一张低价的小户形的买房许可证，先从新居户开始，完善居住有其屋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