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律师风险收费的告知程序。

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律师在与当事人达成风险收费前，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关于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的规定，当事人知道政府指导价标准后仍然要求律师风险代理的，律师才能与当事人达成风险代理协议。这里包括有两层含义：

第一，风险收费方式必须是应当事人的要求，而不能先由律师提出。该办法虽然没有明确这一点，但从行文中“仍然要求”的字眼中完全可以断定，风险收费必须是首先由当事人自己提出要求。

第二，当事人提出要求后，律师必须告知当事人政府指导价的规定，告知后当事人仍然坚持风险收费的，律师才可与当事人协商风险收费的其他条款。如果当事人宣称是在不知道、不明确有政府指导价的收费规定的情况下提出风险收费要求的，而律师又无法举证已经告知当事人政府指导价的规定，风险收费条款仍然有可能被确认无效。

二、注意禁止采取风险收费方式的案件。

办法第十一、十二条分别列举了“不能采取”和“禁止采取”风险收费的案件。如果触犯这些禁止性规定，合同无效。

(一)四类案件不能采取风险收费方式

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四类案件不能采取风险收费方式：1、婚姻、继承案件;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3、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4、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

我们知道，风险收费，在律师附加胜诉收费的条件后，收取的费用往往要比政府指导价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这类性质的案件如果采取风险收费方式，势必超过当事人所能承担的能力，甚至有可能使这些弱势群体因支付律师费而导致雪上加霜，因此不宜采取风险收费方式。

(二)刑事、行政、国家赔偿

案件及群体性诉讼案件不能采取风险收费方式。同时，该办法第十二条，明文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前三种案件诉讼的本质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防止无罪人受到追究、守法人受到处罚的一种法律程序;国家赔偿案件则是解决错案依法是否应当得到国家赔偿、获得多少赔偿的问题，而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性质不同，国家赔偿是安慰性质的补偿，而非对造成的损失完全赔偿。显然不适宜搞风险收费。至于群体性诉讼案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也不适宜风险收费。

上述不适宜风险收费的各种诉讼案件，律师不能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只能更注重社会效益。律师所付出的额外劳动，只能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获得更多的回报。

(三)在明文禁止风险收费的案件中，还须注意两个问题

1、要注意上述两类案件，无论是代理哪一方当事人，是原告还是被告、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都不能采取风险收费的方式。

2、群体性案件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可参照司法行政机关近几年颁布的关于敏感案件的规定。在界限模糊认定上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最好也不要采取风险收费方式。

三、注意合法规避风险收费最高比例的规定。

该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按照这一规定，超出合同约定标的30%的，超出部分不具法律效力。

如果案件确实为疑难案件、工作量确实大，必须超出30%这个界限，可以考虑如下方式：

(一)该办法规定诉讼“标的”是可以允许双方约定的。

这意味着：收费标的不一定按照常规计算方法计算，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对标的数额进行约定，然后按照约定标的的约定比例收取律师费。不过，在实行约定标的的行文中，一定要表述出双方约定计算标的与通常计算标的方式的不同。

(二)可以采取与其他律师事务所合作的方式办理案件。代理协议是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协议。因此，同一个所不论聘请多少个律师，其风险收费肯定不能超出30%的法定界限。但如果当事人在不同的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分别与不同的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收费协议，则尽管与每一个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收费数额不超过30%，但总体上仍然可以超过这一限定。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超标”，是法律不明文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