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在各种相关的经济理论文献中，政府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领域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在西方经济学界，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处理，基本是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法或动态生产函数法。

在实证研究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采用新古典学派的总量生产函数：Y（t）＝AF（L（t），K（t），G（t））；其中Y代表实际产出，A反应技术变化的参数，L代表就业，K代表私人投资，G是指政府的政府投资。该函数在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地采用。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多数文献是将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合并在一起从而作为总投资看待的，它与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被看作是生产函数中决定产出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然而有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区分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重要意义，从而把政府投资从总投资中分离出来，单独估计政府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尽管从理论上得到了论证，但是在实证的意义上，相关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最初的研究倾向于认同政府投资，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以及私人部门增长的积极意义。但是后来的文献则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既包括从模型及数据使用方面提出的不同看法，也包括实证结果本身的差异。

Khan和Reinhart（1990）在考察了24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发现私人投资比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Evan（1994）对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Nader和Mige（1997）通过对墨西哥投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Fisher（1998）的研究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扩张存在对政府投资扩张的路径依赖。而Mnnel（1990）、Ramirez（1993，1994）的研究则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独立关系的结论。越郎盐治（EtsroShioji，2001）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政府投资的比较，认为政府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两国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Aschaer（1989）通过对西方7国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认为政府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且政府投资大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Barro（1990）、Easterly（1992）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考察了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在影响的思路，众多学者通过一般均衡或者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政府支出分解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研究各个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arro认为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包括投入到实施产权的资源，以及直接进入生产函数的活动，在明晰产权领域的政府投资是通过引起边际有效税率的降低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对生产函数直接起作用。Devarajan（1996）推导出政府支出是导致更高经济稳态增长率的条件，政府生产性的活动被广泛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Vijverbergetal（1997）、Fisheretal（1998）等的研究文献特别强调政府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效率提高产生的积极意义。

娄洪（2004）研究得出，当政府投资提供纯公共性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内生增长，组织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只要政府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肖芸、龚六堂（2003）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扩展到多级政府，在分权情况下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府投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政府投资的方向

对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务等项目来说，由于这些行业或部门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率的供给水平，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介入，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配置资源，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均衡配置，提高使用效率。所以从性质上讲，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和有效手段。

政府政府投资虽然主要投向农业等基础产业和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给水工程等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是经济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该领域的投资与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经济各领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两者的驱动机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科技研发等的支出，增加了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效应等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