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扩大诉讼代理律师的阅卷范围。

刑诉法对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代理律师阅卷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规则》试行），第284条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与第278条规定的辩护律师的阅卷相比，这一规定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第278条规定对辩护律师“应当”允许，而第284条对律师代理人则是“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可以”阅卷。同是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却对代理律师阅卷多规定了一道批准“许可”关。

其二、《规定（试行）》对代理人阅卷范围的规定，没有从与控方展开积极对抗的辩护律师职责同与控方展开积极配合的代理律师职责截然不同的实际出发，机械地比照辩护律师阅卷的规定，这与被害人诉讼地位是不相称的。因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有犯罪事实材料；并且不应加“许可”

批准之类的限制，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这方面的保护应是平等的。

2、赋予诉讼代理律师独立的调查取证权。

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公诉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代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依据《规则（试行）》第284条、282条、283条规定，代理律师不能单独、直接收集、调取证据。这种规定与被害人地位及律师代理人的作用是不相称的。理由是：其一、《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这一规定应适用律师为被害人代理人的情况。其二、刑诉法赋予了被害人以独立指控权、起诉权，同时又规定其行使权利时必须负有举证责任。而按照《规则（试行）》规定，代理律师又不能单独取证，这怎能保障代理律师代理被害人依法独立行使指控权和履行举证责任呢？

因而，立法规定代理律师单独的收集、调取证据权是相当必要的。

3、明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责任。

新刑诉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辩护人的责任，但对诉讼代理人的责任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47条规定：“诉讼代理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害人、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规定过于笼统，给具体操作中带来许多问题。庭审中法官往往依旧认为代理人只能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发表代理意见，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部分不能发表看法。结果使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变为虚设。

被害人在公诉中是独立当事人，庭审中可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并为此请求而展开充分活动。因而庭审中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自己的看法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基本要求。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一方面其代表被害人行使权利，在庭审中可对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另一方面，代理人在地位上有相对独立性，在行使被害人诉讼权利时，不是被害人的传话筒，其应根据事实与法律发表意见，以此来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因而刑诉立法应具体规定：被害人的代理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提出指控意见，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