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违法所得认定

非法经营罪中的“违法所得”，应是指获利数额，即以行为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即非法经营数额)，扣除其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部分后剩余的数额。

刑法上所说的“违法所得”是指犯罪分子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全部财物，包括金钱和物品，即违法所得是“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

违法所得的法律特征有以下几点：

1.违法所得的获取手段具有违法性。违法所得是行为人通过法律禁止的手段获取的，正是这个根本特征将违法所得与行为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区别开来。由于违法所得的获取渠道是非法的，因此即使行为人事实上占有了金钱或财物，也不能获得法律承认的所有权，这也是对违法所得进行追缴或退赔处理的法律基础。

2.违法所得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通过各种违法手段获取违法所得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这些财物的经济价值，如金钱、有价证券、文物、房屋等等。正因其具有经济价值才为执法部门的认定提供了衡量标准。

3.违法所得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违法所得既包括行为人通过犯罪手段获取的财物，也包括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无罪后，由特定机关处理的行为人非法所得的财物。另外，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并不总是单独存在，它常常与赃款赃物、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以及违禁品等各种不同性质的财物混杂在一起，只有准确区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违法所得的范围。

4.违法所得只能由国家授权的特定机关通过一定程序才能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被害人财产权益的维护，涉及对违法行为人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准确界定，关系到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与执法公正，因此，违法所得必须由特定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这里的特定机关包括两类，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有关行政法规，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二是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中的违法所得依法作出的追缴或退赔的决定。

5.违法所得的追缴和处理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办理。违法所得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之一，是对行政违法行为人的法定制裁;一种是刑事途径，指的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认定和处理的违法所得。当然，在执法活动中这两者并不是绝然独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煤矿违法所得认定的案例

2011年11月10日6时19分，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私庄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4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970万元。该矿为私营企业，核定生产能力为9万吨/年。

根据调查报告，事故直接原因是私庄煤矿非法违法组织生产，未执行“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在未消除突出危险性的情况下，1747掘进工作面违规使用风镐掘进作业，诱发了煤与瓦斯突出，突出的大量煤粉和瓦斯逆流进入其他巷道，致使井下人员全部因窒息、掩埋死亡。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间接原因是私庄煤矿非法违法组织生产，防突措施不落实，安全管理混乱。私庄煤矿自2010年11月以来，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先后被暂扣或过期，被有关部门责令停产，但该矿拒不执行省、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指令，擅自违法组织生产。此外，作业人员未随身携带自救器，未执行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事故当班矿领导在事故发生后弄虚作假、伪装下井带班。

根据调查报告，事故间接原因包括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一些工作人员失职渎职，对私庄煤矿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师宗县煤炭工业局局长、副局长、执法人员、煤管所负责人、驻矿监管员等收受私庄煤矿钱物，放任私庄煤矿非法违法生产。

事故间接原因还涉及有关地方政府监管不力。调查报告指出，师宗县委书记、县政府分管煤炭工作的常务副县长收受私庄煤矿矿主梁永辉贿赂，放任其非法违法生产。

在事故责任追究方面，调查报告指出，已有包括私庄煤矿出资人梁永辉、私庄煤矿矿长张四兴在内的19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建议对其他1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报告还建议，责成云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责成曲靖市人民政府、市长岳跃生分别向云南省人民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此外，报告建议，由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对私庄煤矿处以罚款500万元;对私庄煤矿矿长张四兴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责成曲靖市人民政府没收该矿非法违法所得，并处以非法违法所得5倍的罚款;责成云南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及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依法吊销私庄煤矿有关证照，由曲靖市人民政府依法对私庄煤矿实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