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知情权也不例外。公民的行政知情权要知情到什么程度？这是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尺度。尽管我们已经承认知情权在整个权利体系中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知情权的行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知情权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与知情权同等重要的利益需要法律的保护，诸如国家安全的利益，个人隐私的利益等，因而在某些层面上就产生了公开与保密的冲突，于是便有了知情权范围的论题——知情权和公务秘密。

首先，现代行政固然要追求公开公正的价值取向，但同时效率对于行政而言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将所有信息都无条件全部曝光，则必然会有一部分由于行政信息的过早公开而影响行政顺利执行，甚至有些行政决策未来得及执行便过早夭折。更不用说，行政机关手中掌握有很多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信息，这部分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秘密信息，具有重要性、法定性和局限性等特征，其所有权应属于整体上的国家，核心便在于保密权，并且这种所有权是一种对世权，其他一切主体均不得侵犯。

其次，保守一定的公务秘密还为了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因为随着社会发展，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因而手中便逐渐掌握了关于公众个人性的信息，如果将这部分个人信息随便公开，则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同时，这种行为也侵害了公众的隐私权。隐私权与知情权一样都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不同的是知情权保障了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从而达到民主;而隐私权则直接保障个人自由，以此来实现民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守一定的公务机密也就是必要的了。

表面看来，公务秘密与知情权是水火不容的，但实际上二者在追求民主政治及行政效率方面有着相同的目的，只不过是途径不同罢了。因而二者应是一种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关系。尽管如此，公务机密和知情权毕竟还是有着各自的权利保护倾向，因而在实践中对二者的相对取舍必然也是一个利益评判衡量的过程。

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应该说，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持续很久，行政秘密主义倾向成为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虽已提出了政务公开的口号，但由于缺乏具体制度而收效甚微。因此保障公民知情权提倡行政公开应该成为我们的首要选择，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政治意义的口号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意义的制度建构，这才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所应关注的。当然，在公开的同时，也要注意保密制度的完善，以平衡知情权与国家利益、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但要注意的是，在划定公务机密时一定要本着必要最小性的原则，具体例示原则以及时限性原则为指导理念，并用法律来严格界定公务机密的范围，总之，在公开与限制公开之间探求平衡亦成为知情权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