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对外经贸大学发布了《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对资本外流发出风险警示无疑对B股形成利空。该报告显示，若10%的外资撤离将减少470万就业，出口减少860亿美元以上，税收每年减少1600亿元。事实上，最近央行公布的10月份外汇占款出现减少249亿元的负增长，中金公司估算10月大约有1800亿元的资金外流。

鉴于外企享有诸如税基扣减等各种优惠政策，其撤离风险暴露出的是中国未来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将依赖什么动力引擎等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尽管当前外资撤离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力资本和要素价格上涨等导致运营成本高企;但根源则是外资预期中国成本上涨的长期之势，即中国已步入了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成本消化阶段，而这一趋势判断促使部分外资重新考虑国际产能布局。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主要倚重于高投资和出口的数量型规模扩展，在国内要素资源自足率和储蓄率较高下具有疾速扩展的空间，且足以轻松消化粗放式增长成本;而随着能源等要素对外依存度走高，人口老龄化下储蓄率趋降，经济增速回落将难以避免。随着房价严重脱离居民实际购买力，房市承担经济增长成本的空间下降，最终部分经济增长成本以通胀方式释放;而高房价、通胀与人口老龄化下储蓄率趋降等现象叠加抬高经济运行和企业运营成本，是为当前中国廉价比较优势削弱而部分外资转向撤离的根源所在。事实上，当前不仅是外资出现日益突出的撤离中国现象，中国居民的投资移民问题也相当突出。

与此同时，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全球经济阴霾，美国乃至欧盟都开始出台鼓励本国企业回流的政策，加之欧美劳动力成本比危机前大幅下降，且其劳动生产率相对高于中国，使就近消费市场的产能布局变得越发富有竞争优势。鉴于此，未来全球产能布局将出现不利于中国传统竞争优势的调整：部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能将趋向回流欧美本土(留在中国的大都倾向于服务中国市场)，部分加工贸易产能将转向越南、印度等成本洼地国家，或者与欧美签署FTA等的国家。

这一新的国际分工布局的发展无疑会加剧中国本土和外商资本的外流，使中国陷入新国际分工布局的尴尬之境。事实上，加工贸易迁离中国为中国吸引资本和资本密集型外资腾挪空间的观点低估了风险，因为不再低廉的企业运营成本、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际贸易日渐倾向于FTA布局，使外资更倾向于国内市场容量布局产能，而非继续把国际产能转向中国生产，即储蓄率趋降使中国无法支持福利净外流吸引外资投资。

由此可见，部分资本外流向中国传递出了经济转型和加快改革的迫切信号，当前加快和深化市场改革，并矫正把市场单纯看作手段的传统思路以重塑市场秩序，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引擎和活力，推动经济驶离危险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