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我又一次成功调解了一起合同案件。我的委托人上海某贸易公司自2003年至2005年期间为北京以及北方区易初莲花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供应商品。累计达100余万元，但易初莲花只付款60余万元，扣除几十万元的费用及退货外，尚欠我委托人十几万元货款一直拒付，易初莲花的理由是已经付清。我委托人虽经十几次催要始终未果，无奈之下，通过网络找到了我，想通过诉讼索要欠款。通过委托人邮寄来的一些证据材料看，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诉讼时效问题，除了北京易初莲花外，其他两家易初莲花(天津易初莲花和泰安易初莲花)的欠款均已经超过2年诉讼时效;

第二、主体问题，我的委托人向三家易初莲花供货，要分别起诉三家不但成本高且风险更大(时效、成本、证据等)

第三、证据问题，我的委托人除了发票和一份合同之外再无其他证据。其实应该有三份合同的，其余两份因为公司管理不完善，一份根本找不到了，一份没有易初莲花盖章。

针对该案的如此被动局面，我向委托人建议与对方协商解决，即宁可放弃一部分权利，与对方达成和解，否则通过法院判决很有可能败诉。我的委托人负责该案的是一位非常聪明且非常很好沟通的台胞大姐，她完全采纳我的建议，交由我全权办理。于是我将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后，就一方面研究已有的证据材料及案情并尽力搜集一些证据，一方面积极进行调解方案的策划。当法院通知我们开庭后，我们即与法院联系，找到易初莲花代理律师，非常巧的是，这位律师正是我以前代理江苏某贸易公司诉北京易初莲花时的律师。于是我试探的问他对这个案子的意见，能否调解。因为我们已经打过一次交到，相互比较熟悉，他也领教了我是一位坚持不懈、认真负责的律师，这也许为我们和解创造了有利条件吧。这位律师虽然比较年轻，但很成熟也很有经验，他也了解我们在这个案子中的一些软肋，因此，当我问能否调解时他拒绝调解。开庭当天，法官询问双方是否已经对过帐时我说没有，于是法官让我们先对账再说(这类案子，法官不愿意费神查看看那些厚厚的票据，都要求双方先对账)。对账过程中我抓住机会，指出其要害：第一、我的委托人给易初莲花开具的发票在税务局有抵扣，可以去税务局调查以证明我方供货数额(因为时间较久税务局是否给查是否能够查到都是未知数);第二、退货手续不全数额不清，我们只认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当时我方经办人已经离职，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手续是否全只有对方清楚);第三、对方的扣费存在问题，一些扣费不合理(由于我方连合同都找不到了，是否合理我们心里更没底);第四、我方有送货单、订单、发票、对账单等证据证明送货金额以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等问题(实际上因还未开庭，对方并不知道我方底细)，等等。当我方将上述问题亮出来后，对方有些皱眉头，我心里明白了一些，于是我又指出，我方委托人是大公司，不在乎这小钱，只要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达成调解，我们让一些利益都是可以的。对方一看我们的态度，马上提出也可以调解。于是我们双方约定了时间再进行调解。后来，经过我们三番五次的多次协调，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制作了调解书(规定20日内付款)。我将调解情况向我的委托人做了汇报，她非常满意，代表公司向我表示感谢。之后我将法院调解书邮寄给我的委托人，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事，我在等待易初莲花给我的委托人付款，然后，我的委托人就可以将我的律师费汇到我们律师所帐户了。这可是我辛苦的报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