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无罪，在法院这份迟到的再审判决之外，社会各界围绕冤案的生成逻辑与后续追责，讨论的热度不减。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微博摘发多位法学教授观点，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的说法引来不少围观。未对呼格吉勒图指甲血迹做DNA技术鉴定，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将个案错误与法律完善与否、人的认知能力以及案件侦破技术等因素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仅有呼案才出现的观点。昨日晚间，涉事学者发表声明称，官方微博增删加工其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如何看待案件结果的翻转，尤其是如何看待被法院无罪宣判的公民，不仅在互联网上时有争论，甚至一些执法部门在相关问题上也出现观念与行为上的反复。包括呼格吉勒图、念斌等多位被法院最终宣判无罪的公民，由于陈年旧案的时间久远，案件最终的再审改判依据，多使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宣判，很多案件也因此笼统地被视为疑罪从无原则在当下的适用。

陈年旧案按照现在严苛证据要求的标准看，是应当疑罪从无、宣告无罪，但他未必就不是真凶，这是非常流行的某种理性认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念斌案，这边厢法院作出无罪判决，那边厢案件的原侦查机关就已经再次把念斌列为重要嫌疑人，名字继续挂在限制出境的黑名单上。办案机关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在借继续查案抵抗责任追究，或许不便妄加推测、尤其是下定论。但冤假错案的纠正被视为某种历史的遗憾，呼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却一直借此在做某种辩白。

呼格吉勒图的罪与非罪，18年后的改判依据中并无DNA鉴定一项，但对案件的评述却搬出未做DNA鉴定作为技术缺憾的理由，言外之意依然困在了某种心有不甘———为了程序正义，似乎错放了可能的真凶。为当年的冤假错案寻找理由、依据，甚至以不全面了解案情为代价做辩护，并不是可取的公共讨论姿态。昨日南都社论提及呼案非常可疑的指甲血型鉴定证据，这同样也是DNA鉴定遗憾论立足的证据所在。按照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察说法，被害人身上无破损、无伤口，则呼格指甲中的残留物从何而来，侦查机关伪造证据的嫌疑需要非常认真地调查去排除，排除不了就要深究。

有被泛化倾向的疑罪从无结论，一方面还公民以清白，但另一方面也让司法判决无罪的公民依然活在可能是在逃真凶的阴影下。无罪判决存疑之所在，更多源自当年的那些有罪供述，以及与有罪供述相关联的某些疑点证据，口供从何而来，动辄几十个小时的所谓思想工作究竟是怎么做的?追责交付给时代，归咎于严打重压，但在同样的环境下，执法者依然有不同的选择，这便是现在深究错案责任的理据。

同样的逻辑中，用历史的遗憾为当年错误的司法裁量做某种辩解，在司法系统内部也不乏支持者。基于历史的、技术的局限而无法求得真相，在这一前提下苛责司法人员并不符合司法规律。但反观当下举步维艰(大多不了了之)的错案追责，对错案的定义始终落在非技术局限所能搪塞的领域，包括刑讯逼供，包括司法被操控，也包括人为的枉法裁判。技术乃至历史的局限，可以作辩护，却很难成为当下一些错案产生的理由。法律工作者身在其位却坚持不住法律底线，任凭法外力量的操控，任凭做饭-端饭-吃饭的循环，则错案酿成后的责任追究，并无司法规律可作抗辩。

要警惕历史被作为辩解与回避的理由，此种论调盛行的恶果，只能是冤案的生成逻辑被人为忽略、遮掩，成为错案继续产生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