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是一种社会危害程度大于单独犯罪的犯罪形式。虽然，共同犯罪的自首和单独犯罪的自首都要符合一般自首的条件，既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由于共同犯罪的复杂性，在如何认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特点。

在论述共同犯罪的自首时，不能离开共同犯罪人这一基本线索，我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四种，基本上是按作用分类，只有教唆犯是按分工分类。我国刑法界对共同犯罪的自首，都是根据上述共同犯罪人的法定分类进行论述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自首时不仅要交代自己的犯罪活动，而且要交代所知道的共同犯罪，主犯必须揭发同案犯的罪行。如果是从犯，从犯中的实行犯自首时既要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还要交代自己所知道的直接实施犯罪主犯以及胁从犯的罪行，从犯中的帮助犯自首时,既要交代自己的帮助行为，还要交代自己知道的所帮助的实行犯的行为；如果是胁从犯，自首时不仅要交代自己在被胁迫情况下实施的犯罪，而且还要交代所知道的胁迫自己犯罪的胁迫人所实施的相应罪行。共同犯罪的教唆犯自首时，除交代自己的教唆行为外，必须交代被教唆的具体对象，以及所了解的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后实施犯罪的情况。这样论述虽然详尽，但线索略显复杂。还有的人则完全是按照法定分类法——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来论述共同犯罪的自首的。这种分类法，除教唆犯以外，对其他共同犯罪人都是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来分类。因而也不能照此分析共同犯罪的自首问题。因为共同犯罪的自首，其特殊性在于如何理解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这里的罪行，在单独犯罪的情况下是十分容易确定的，但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罪行非一人所为，而是共同所为。所以，罪行范围的确定对于认定自首的条件是否成立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罪行的范围是一个犯罪性质的问题，它与共用犯罪的分工有关，而与共同犯罪的作用无关。因此，下面我们试从分工分类法的角度，对共同犯罪的自首问题加以阐述。

（1）实行犯的自首。实行犯有单独实行与共同实行之分.单独实行犯存在于复杂的共同犯罪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人去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其他共同犯罪人则可能是教唆犯或者是帮助犯.因此,单独实行犯自首,不仅要供述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还要交代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行为。否则这种交待就是不彻底、不如实的，就不能构成自首。共同实行犯，是指共同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在共同实行犯的情况下，由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了某一犯罪行为，因而其中一个实行犯的自首，在交代本人罪行的时候，必然要将其他实行犯的犯罪行为予以供述。否则，只供述本人的犯罪行为，对共同实施犯罪的其他实行犯的犯罪行为不作供述，甚至大包大揽，包庇他人，不能认定为自首。

（2）组织犯的自首。组织犯是指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集团一般成员的犯罪行为都是在组织犯的安排、指派下实施的。因此，组织犯的自首必然要供述在其组织、策划、指挥下的犯罪集团一般成员的犯罪行为。

（3）教唆犯的自首。教唆犯是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被教唆人的犯罪意图正是在教唆犯的唆使下产生的。因此，教唆犯的自首，在供述本人的教唆犯罪行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一并交待被教唆人在其教唆下所实施的犯罪。

（4）帮助犯的自首。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其特点是本人并不直接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为他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帮助犯的自首，在交待本人帮助他人犯罪的事实上的时候，同样也必然会供述被帮助人的犯罪。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共同犯罪是一个整体，本人犯罪与他人的犯罪密不可分。因此，共同犯罪人，包括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自首。正如我国学者指出：共同犯罪的性质，决定了每一犯罪人的行为是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一部分。仅交待自己实施的部分行为，不交待其他同案犯，也就难以讲清自己的罪行。

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如何予以从宽处理，是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以及其幅度如何掌握，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对自首犯量刑的时候，应当考虑自首时的不同情况。

（1）自首的动机。在认定自首的时候，虽然不要求自首必须出于悔罪的动机，但是否有悔罪的动机以及悔罪的程度，对于决定对自首从宽处理的幅度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自首都是出于悔罪动机，为改过自新而自首。这种自首的犯罪分子往往是初犯、偶犯以及轻微犯，他们在凶罪之后往往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出于悔罪心理而自动投案。在司法机关审查期间，也能够主动、彻底地供述自己所犯的罪行，这种自首符合从宽条件，就当予以从宽。在衡量从宽幅度的时候，主要看罪行大小和悔罪程度。如果悔罪程度大的，从宽幅度也大；悔罪程度小的，从宽幅度也小。非出于悔罪动机的自首，如果没有其他严重或者恶劣情节的，也应予以从宽处理，但从宽幅度要小一些。总之，自首动机反映了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因而是对自首犯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2）自首的时间。自首还存在时间上的区别，有的是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均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的自首，有的是在犯罪事实已被司法机关发觉后的自首，甚至还有走投无路而投案的。上述自首的时间不同，反映了犯罪分子对本人在犯罪行为认识的迟早和悔悟的程度，因而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在对自首犯从宽处理时应当予以考虑。

（3）自首的方式。自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国学者归纳为亲首、代首、送首、陪首、余首、首服等。这些自首的方式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由于自首方式的不同反映了悔罪的程度，因而也会对自首犯的量刑发生一定的影响，例如，送子归案，即送首，在某些情况下，被送之人并未见得有很深的悔罪心理，是在亲人的劝说，甚至强制下不得不到司法机关投案的。对此，在量刑时就不能从宽幅度过大。

（4）自首的形态。我国学者还提出了自首的形态的概念，指出：自首的形态是指犯罪人于犯罪后在自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首人主观或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而呈现出来的形态。自首的形态包括：自首的准备、自首的未竟、自首的中断。自首的准备是指为自首创造条件的行为，即主观上有自首的念头，还没来得及自首就被抓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分子确有自首之心，可以认为是自首的一种特殊情形。但是由于这种自首的准备距离自首还较远，因而即使从宽处罚，其从宽的幅度也较小。自首的未竟是指已开始实施自首行为，但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成。例如，在去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路上被抓获或被扭送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为自首，但与完成的自首相比较，从宽的幅度也应小一些。